杨艨

 

       父亲的追悼会后，任东升老师来信嘱咐我就“杨老师最后的日子”写一写父亲从入院到去世的点滴小事，我因为各种原因迟迟没有动笔。我明天就要返回上海，这才静下心来，坐在电脑前写下这些文字，作为对他父亲的追思。

       父亲的一生是简朴的，对社会、学校和他人的所求甚少。他先后的两次入院，他每次都再三告诫母亲和我，不要告诉学校和学会里的各位领导和老师，他生怕给别人添了麻烦，耽误了别人的工作。以至于08年他在上海的手术只有少数几位老师知道，甚至到他病危前，他生病的消息也没有太多人知道。

父亲对他人的帮助是无私的，尤其是对好学的年轻人。09年1月入院后，他在春节期间治疗的间隙中，躺在病床上先后为张慧琴老师和林巍老师的新书口述了序言， 并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尽快发给他们，以免耽误书的出版。

    父亲一生对待工作是认真的，总是把工作需要放在第一位。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他两次入院的第一天，他都要我发邮件给他的几位挚友，把手头的工作交代清楚，唯恐工作因为他的入院而停顿。 08年3 月在上海入院时的那几封邮件是他在入院的前一天晚上写好了交给我的。09年1月5日入院时， 因为他的白内障已很严重，不能再动笔写，他就口述了几封信的内容。

    父亲一生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在给张、林两位老师的序言写作中，他在口述了每一段后， 都要求我将记录的文字读给他听，以确认我的记录是准确无误的，在每一个要点的阐述后又也要我一遍一遍读给他听，反复地修改， 直到每一句都准确为止。碰到一些需要引用的文字，他总是告诉我到家中的书架某处找到原书带到医院，把相关的章节读给他听， 然后再确认。当得知海大外语学院要为他编辑出版论文集后，他要我将相关的文章目录读给他听，反复地斟酌、筛选、核对，对需要添加的注解文字更是几易其稿，力求不出现错误或者不妥当的地方。对于一个24小时忍受癌痛的人来说，能做到这一点确实是不容易的。

    父亲是个意志坚强的人。09年1月入院不久，主治医生杜主任就告诉母亲和我，由于癌细胞在他体内的扩散，癌痛会越来越厉害，用于止痛的吗啡的使用量会越来越多，基本是从一天注射一次到一天注射几次。但后来的日子里，我从来没有听到父亲喊痛（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曾对她说他一生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剧痛，但他一直默默地忍受着）。追悼会后我到四机医院办理相关手续时拿到了详细的用药清单，当看到他在最后61天中仅用了21支止痛的吗啡时，我的眼睛禁不住湿润了。

    父亲将他的一生献给的他钟爱的翻译和英汉对比研究事业。母亲和我都知道学会和同仁们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从三月初，每次我们收到学会中各位老师要在4月份来青开会时要来探望他的电话或者邮件，我们都会立刻告诉他。在很大程度上，这成为了陪伴他坚持到最后一刻的动力源泉。虽然他最终没有能和来探望他的学会同仁再说上一句话，但从他眼角涌出的泪水中，我可以感觉到他内心的那份激动和对和大家想跟同道朋友沟通的渴望。

    母亲和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4月11日晚上，在得知来青开会的专家们都来探望他几个小时后，父亲的器官突然开始出现衰竭，一个小时后就于21时35分离开了我们。

                                                                             2009年4月19日凌晨于青岛

 

 

 

任东升

 

2009年1月5日，杨自俭老师出现黄疸住院。我3天后才得知，立即转告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张德禄教授、副院长杨连瑞教授。我们三人下午去医院探望。杨老师满脸黄色，但神情很好。他说黄疸阻淤，医生处理一下就没事了。但是，师母邵老师与我单独在走廊里时告诉我，08年春节杨老师在上海做完大手术时就发现了淋巴癌细胞，目前发现肺部有癌细胞，她没有告知杨老师。我记得杨老师对我们三人说的一句话：“人生就如翻山越岭，我越过好多次了，就看这一次了。”杨老师步送我们离开，说：“期末这么忙，谢谢你们来看我！”。

我每周去探望杨老师一次，和他聊天。他不用输液时坐着跟我讲话，问我学校里的事和我的教学，谈及学生的学习和态度等。我经常问他关于老青岛的事，他饶有兴致地指着窗外中山路周边的街景给我一一讲述。

学院为了加强翻译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决定成立“翻译研究所”，聘请杨老师担任荣誉所长，我任所长。我把消息告诉杨老师，说：“学院给我们配备了办公室、购买了书。两台电脑、两个办公桌，等着您康复去工作呢。”杨老师说：“好啊！乘我们举办翻译高层论坛，好好发展一下。”

腊月26，我来医院探望杨老师，他的黄疸现象消失了，但是有些消瘦。离开时，杨老师坚持让我拿走一袋橙子，他说老俩口就在医院过年，省得做饭了，儿子杨艨会从上海回来团聚。大年初六晚上，我来到医院，杨老师兴致很好，自豪地对我说，在除夕夜他完成了三件事：为两位学者的新著口述了两篇序言，让儿子记录的（至于第三件事他没说是什么，我也没有敢问）。我说：“您现在住院休息，怎么还要操心这些事？”他解释道：“他们可能不知道我做过手术，眼神不好。答应了就写出来。”在别人家团圆守岁、烟花升起、鞭炮炸响的除夕之夜，杨老师躺在病床上，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杨老师一天天消瘦，病情未见好转。我又想到给杨老师编辑出版论文集的事。本来在2008年元旦前夕，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和文学院共同举办“学科发展与学术创新沙龙暨杨自俭先生七十华诞及从教四十周年纪念”，当时张德禄院长就提议给杨老师出个文集。征求杨老师的意见时，他说：“我身体好好的，还要写文章、搞研究，计划写一本自己的书，系统总结我的学术研究。”我们想也是这个道理，文集一事也就作罢。2月23日开学后，经我提议，张德禄院长决定由我具体负责为杨老师编辑出版文集。我从网上搜集杨老师发表的文字85篇，粗分为四部分，但没有正式对杨老师讲，因为怕他多想。我们请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长潘文国教授为文集写序，潘老师答应，并表示：“杨自俭先生的论文集是应该出了，但我不希望在这样的状态和背景下出”（2月24日答复任东升的信）。

3月1日上午，我带着杨老师的作品目录单来到医院，把出版文集的事正式告知杨老师。第二天，杨老师发来一封信和由他亲自确定的文集篇目：

 

张院长、东升，

你们决定出版我的文集，我十分激动，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我重病期间，这无疑是对我生命的支持。

我在病床上，由孩子拿着总目录一遍遍地筛选。经过一天多时间，从我的150多篇文章中，仔细选取了5类共80篇文章，估计大约有50万字左右。虽然这些文章有长有短，但我感觉都有学术参考价值。 

至于书名，如用《杨自俭文集》能出版更好，但不少出版社不宜接受。若如此，就改为《学步集》。

最好安排1位主编和2位细心的编者，以保证书的质量。

 

杨自俭

2009年3月2日口述于病床上

 

 

我再次去探望杨老师时，他说：“我的论文集可以分为4个部分：文化对比、语言对比、 翻译研究、治学方法。《60抒怀》、《70抒怀》也属于治学方法。”他提出，把他发表为人治学类约30篇论文结成一集，并明确告诉我，这一集他自己提供出版费用。

潘老师放下手中其他要紧工作，写下了“当代中国的‘士大夫之学’，于3月10日发给杨艨和我。杨艨给杨老师朗读了这篇序言。听邵老师说，杨老师一边听不时说：“过誉！过誉！”杨老师还希望他多年来的学术挚友王菊泉教授为文集写一篇序言。3月13日，王老师完成初稿后，把其中要点发送杨老师本人征求意见，他当即在病床上口述了他的回复（此信由王菊泉老师提供）：

   

    菊泉，

看了你发来的序的初稿，使我十分震惊。我没有想到你花了如此大的功夫，做了全面和深刻的总结，就我个人也是总结不出来的，一定耗费了你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文中没有遗漏，只有溢美之词，有些使我愧不敢当。

自从1990年暑期和你第一次见面后，就结下了越来越深的友谊。这些年来，在学术上和学会建设上，你都给我了多方面的指导、支持和帮助，使我终生感激不尽。外教社这套八本文集，没有你是无法完成的。大量繁杂的工作和全局的驾驭都是你替我完成的。我现在病重卧床不起，但我们的友谊无时不在支持这我的生命，给了我战胜疾病的巨大力量。

谢谢！

杨自检口述于医院病榻上

2009-03-13

 

3月17日，我收到王老师的序言后马上去医院给杨老师朗读。杨老师听着，不时说：“过誉！过誉！”杨老师叮嘱我为文集写一篇“跋”，还鼓励我说：“你完全有资格写一篇跋，可以多写一点，自由地写。”

3月18日，张德禄院长、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朱自强教授、党总支书记于波教授，会同潘文国教授（由我同潘老师网上联系）初步商定，以“杨自俭文存编委会”的名义编辑三卷本“杨自俭文存”：以学术论文为主的《学步集》上、下卷和以治学为人为主要内容的《知行集》，由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和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共同资助出版。3月23日，张德禄院长为《学步集》写好了序言。次日上午10点刚过，我到了医院，正好文学院罗贻荣教授在给杨老师朗读吕俊教授为《知行集》写的序言。杨老师听得十分认真，他听完后说，请给吕老师回信：“写得很好，多谢！”由于杨老师从2月26日就不能进食进水，仅靠药物维持生命，看上去体力很弱。轮到我为他朗读张院长的序言时，我尽量提高嗓门、放慢速度。杨老师听到几处含义模糊和失实的地方，及时打断我予以改进和纠正。从10点40分直到12点30分，杨老师一直在认真听。等念完了，我对他说：“杨老师，累死我了，你也很累吧！”他出声笑了。我又说；“杨老师，我还没有吃饭呢，肚子饿了。”他又发出一声笑。这是我一个月来头一回听他笑出声来。看得出，他很满足、开心。编辑文集的事就算告一段落。

此后，为了让杨老师挺住，争取坚持到4月10日翻译高层论坛开幕，我一边做文集的编辑工作和论坛的联系工作，一边断断续续写了4页“跋”。每写好一段就赶到医院读给杨老师听。有一次我刚进房间，见到杨老师在椅子上坐着输液：他消瘦得明显脱相了！他用足气力对我说：“我今天已经坐了3个小时了！”我说：“杨老师，好啊！春天来了，你看窗外的树都发出绿叶了。我们的论坛准备和联系工作进展顺利。接到邀请的人都答应来。到时候，您还要讲话啊！”杨老师答道：“我等着呢！”此时此刻，我觉得杨老师就像个非常听话的孩子：他在用尽全力坚守一个信念！

其实从3月1日开始，我每次到医院都要向杨老师汇报论坛筹备的事。下面几则是我回到办公室后做的简单记录：

 

 

    （第一段）定一个议题，议题是综合的，选一个人为代表。提出要求，做法，目的，和宗旨。分个次序，让他们主持，人多的话两个人主持，人少就一个人主持。如果来20来个人，就不开小会，大家一起讨论。讨论的时候要录音。第一天下午，讨论结束后，拿出半个小时，和大家说明一下：讨论要有一个目标。目标就是在现实情况下能不能得出一个初步的成果，有意识地向这个方向引导。成果的意思就是：

1.     在中国能不能把翻译学建成一个有系统的学科？

2.     这个系统包括几部分？

3.     这个系统的合理性，现在很混乱。

   这样，编教材，学术研究都有方向。不要求全国都听咱的，建立这个系统是时代的要求；会议的成果是要写出一个东西，征求一下专家们的意见，出书的时候印上。讨论要讨论核心的问题。他们这些人平时很忙，回去要给他们限定个时间。讨论体系的建立：有那些没有解决？那些解决的比较好？这些就是这次会的成果。

 

    （第二段）要有人做个主题报告。西方70年代Holmes已经建立起了翻译系统，我们要在修改的基础上创造一个既不是西方又不是中国的，但大家认为都认为比较合理的一个系统，不要求完美。

 

（第三段）按照原来的提纲再展开一下。第一天下午结束讨论时做进一步要求。搞出一个东西。搞清楚这个系统包括几个部分？分几个层次？以及这几个部分之间的关系。还有系统的合理性。第一天晚上，找吕俊、张美芳，谭载喜等，找他们中的四、五个人，初步形成一个框架，再对这个框架进行修改。或者让他们自己推举几个人，推举对系统感兴趣的几个人。专家里面要有一个主心骨，从中让他们民主推举几个人做主持，他们都有经验。        咱们这儿出个人做主题报告，把会议的筹划过程、制定的任务和开会的要求展开讲。

（我插话：我来起草，让张德禄院长做这个报告。杨老师说；“行！”）

请这些人不容易。要好好招待他们。有些人请都请不来。（这样的话杨老师以前反复对我讲过）

（我问起关于几次所谓的“青岛会议”，杨老师做了详细解释）青岛的三次会在翻译界都很有影响。第一次，1987年，是在外贸学院的 一个招待所开的。叫首届翻译理论研讨会，由中国译协的罗进德主持，这个人很有水平，陈宏薇来了。还有谭载喜，还有读研究生的穆雷。第二次，96年，是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主办的，是学会的会。那次我们讨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语言学、 对比语言学、文化对比、翻译。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正式把翻译确立为一个学科。第三次，01年，是在电子所开的。那次我是受译协的委托办的。杨平也来了。本来定30个人，结果想来的人很多，最后来了60多个人。我不好意思拒绝他们。林戊孙说：“老杨你真有本事，把这么多大家都请来了，我在北京都请不全。”那次会议讨论热烈。每一场会都有争论，表现了学术自由。出版了《译学新探》，青岛出版社出的。

    3月5日下午 4点15到5点。杨连瑞副院长和我一起探望杨老师。杨老师对我们强调说：“我们通过办会和出会议论文集要给外国语学院留下一个传统。”   

    3月13日上午10点45分至-12点15分。我探望杨老师。他总会主动问起翻译论坛的筹备情况，我如实汇报，请他指示。杨老师还和我谈起中国翻译学发展中一些学术问题。还说到香港的学术研究特点和台湾的口译研究。

3月16日下午4点至4点半。我和英语二系的张思永老师一起探望杨老师。我告知他被邀请的专家中有5人一直没有没有回复我们的邀请。他说：“傅勇林现在是成都市副市长、王宁等经常在国外；郭建中、刘宓庆年龄大了。他们可能就是不能来。”

 

进入4月，杨老师病情加重，几乎不能言语，只能艰难发出叫声。护理他的师父和阿姨看到他神志比较清醒时，就对他说：“再过几天，您那些老朋友就来青岛看望您来了。”杨老师总是回答或者示意：他在等着！张德禄教授夫妇探望他，两个人出来时眼睛红红的，还浸满泪水。杨连瑞副院长每次探望完，眼睛也是红红的，心里非常难受。看到生命气息渐渐微弱的杨老师，我的心里很难过。在病魔的折磨面前，生命显得如此脆弱。对翻译论坛的深情关注和对学界朋友的热切期待，支撑着杨老师度生命中最后几个难熬的日子。

4月8日晚10点，我从杨艨那里得知，前一日杨老师出现晕迷，生命垂危，抢救过一次。

4月9日，我和张德禄院长夫妇来到医院，杨老师意识清楚。我对他大声说：“杨老师，是东升！张院长来看你了”邵老师叫他睁开眼看看我们，他突然间睁开眼睛看我们。他可能根本看不到我们，他用仅有的肢体反应告诉我们：他知道！我分明从杨老师的眼神里看得出：他留恋！

4月10日下午4时许，来青赴会的潘文国教授、曾利沙教授看望了杨老师。

4月10日晚上，杨平、穆雷等几位老师看望了杨老师。

4月11日中午，吕俊、罗选民、王宏印等十多位老师带着全体与会专家和旁听师生写给杨老师的《致敬信》，去医院看望杨老师。我提前打给邵老师电话。到了以后，邵老师对我们说，杨老师已经知道大家来，示意不要让大家来。吕俊老师进屋，看到奄奄一息的杨老师，凝视片刻，然后手捂着嘴，哭着走出病房。邵老师对杨老师大声说：“你的老朋友来看你来了！”杨老师的弟弟问：“大哥，你听见了吗？”杨老师似乎用尽了浑身的气力，艰难地发出一个声音！他弟弟说：“他知道！看，他流泪了！”

4月11日晚21点35分，杨老师与世长辞。

                                                             

                                    写于中国海洋大学翻译研究所

                                                      2009年4月13-20日

 

 

罗选民

 

4月11日中午，在参加青岛翻译理论高层论坛期间，我与吕俊、晓荣等十余参会代表去医院看望杨自俭老师。此时的他已经无法睁开双眼，也不能说话，靠塑料管插入体内来维持呼吸，但他感觉到我们的到来，嘴唇微微地颤动，似乎有话要说。看到他被病魔折磨得与平时判若两人的模样，我禁不住哽咽，流下了泪水。他是在等待我们——他最亲密的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同事的到来，等待翻译高层会议的顺利召开，这一刻，他等了很久很久。现在，他终于放心了。当日晚9点35分，他溘然辞世。

早在1992年，杨老师就与我有书信往来。当时，他正在为湖北教育出版社主编《翻译新论》一书，收入了我1990年在《中国翻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论话语层翻译的标准”。他给我写信用的邮址是衡阳师专，即文章发表时署名的工作单位。然而，我在文章发表后不久，就调长沙铁道学院工作。所以，杨老师的封信辗转到我手里时，几乎花了一年时间。见信后，我立即给杨老师回信，希望改用我1993年初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的新文“论翻译的转换单位”。杨老师读了我两篇文章后，同意换一篇。但他告知，两篇他都喜欢，无奈书稿已定，无法再增加篇幅。

我与杨老师的见面则是在1994年春的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上。那次会是在湖南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我还见到其他一些自己仰慕的学者如赵世开、郭著章、潘文国、吕俊等，会后还有过合影。记得杨老师十分朴素，身着一件类似司机常穿的那种半长蓝色的工作服。这一次见面便开启了我和杨老师近二十年的深厚友谊。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有不少帮助和提携我的人，杨自俭老师便是其中一位。他是良师，是益友。他始终关注和爱护我，希望我能在为人为学方面做出表率，能对社会和学界有更大的贡献。这些都体现在他给我的序，文评和往来信件中。2002年我申报的《话语分析的英汉语比较研究》一书通过评审获得第七届北京市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这是我们团队努力的结晶；但我认为，这项奖励的获得与赵世开先生和杨老师欣然为本书作序并给以充分肯定是分不开的。

许多人都会记得杨老师在《话语分析的英汉语比较研究》序和给我入选《翻译新论》的论文所做的编者按语中给予我高度评价。但杨老师也会出于爱护给我提中肯的意见。记得1998年《中国翻译》编辑部高峰先生给我来电话，要发一篇关于我的翻译研究的专文。他见我有顾虑，就告诉这是编辑部的安排，他们的刊物曾发过南京大学许钧教授的专题报导，这次希望报道一位英语方面的专家。我虽然推辞了几次，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专题报导是让一位学生写的。由于学生对老师充满崇敬之情，文章里面誉词甚多。尽管我对文章做了大量删减，往返修改数次，但发表后，仍发现有些地方尺度把握不好。杨老师见文后，通过我早年指导的一位学生转来他和吕俊老师的不同意见，言之真切，关心之至，让我倍感温暖。后来，好几家刊物要我写些诸如识途篇，专家论坛之类的东西，我都一概推辞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杨老师的一生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我们的印象中，杨老师身体很好。凡是参加学术会议，他不仅自己发言，做会议主持，还倾听所有代表的发言，并将自己的经验与大家交流。他常常与代表和友人长谈到深夜，但第二天一早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会场。连一些青年学者都常常自叹不如。前年，杨老师办了退休手续，说有时间来写自己的书，争取为学会文化建设做一些事情。然而，癌症无情地剥夺了他的权力。这是我们都没有想到的，也是杨老师最不甘心的。

杨老师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关注现实问题的同时，考虑学科和学会发展的百年大计。他为中国翻译研究和中国英汉语对比研究做出了瞩目的成绩，他将刘重德先生提倡的学会文化发扬光大，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杨老师没有著作等身，他甚至没有专著，但他的治学理念和学术情操都体现在他的论文和序跋之中。学术不以显赫或数量作为评判标准。没有思想的文字纵有上万，最终要变成纸浆；而真知灼见，高屋建瓴之说，即便为数有限，也会源远流长。用“大音声希”来概括杨自俭先生的学术成就，恐怕是最好不过的了。                                                 

                                                  2009年4月16日于清华园

 

 

 

黄国文

 

惊悉敬爱的杨自俭先生因病逝世，我的心情十分悲痛。杨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长、研究对比语言的资深专家，是我由衷敬佩的学者。很多年前我就拜读过杨先生写的论文和主编的论文集。杨先生的离去无疑是中国语言学界的一大损失。记得我第一次与杨先生见面是2001年10月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召开的首届外语教授沙龙上，后来我们在不同的学术活动场合多次见面，每次见面我都从杨先生那里学到许多做人和做学问的道理。记得有一次我们就英汉语言对比问题和中国语言学研究问题彻夜深谈，先生当时的谆谆教诲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多年来，杨先生扶持后学，每每鼓励年轻学者进行高深层次的学术探讨，甚至甘为人梯。通过与杨先生的接触，我深深体会到先生对后学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2003年夏天我完成习作《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初稿后送给杨先生批评指正，先生认真审读，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并赐将近万字的长篇序言。其中，先生既肯定优点，又提出问题，我读后非常受感动，也很受启发。像我这样有幸得到先生的提携和帮助的人在学界还有很多，我们是幸运的人。

杨先生不仅在学术上提携后辈，在为人方面更是堪称表率。他在题为《自知之明难才贵》（六十抒怀）和《高处风景会更好》（七十抒怀）中谈到为人为学的八个问题，告诫我们要热爱生活，热爱职业，要尽量说真话办真事，要有较高的奋斗目标，要一辈子下功夫认识自己，要能吃苦，还要能吃亏，要讲究方法，要谦虚谨慎，要勤于读书写作。杨先生还说：他一直深感为人为学，必须为人在先，所以他笃信：“道德之光能燃起智慧之火，一切道德高尚的学人必将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取得成就，从而使学术生命放出灿烂的光辉。”

多年来杨先生言传身教，我等后辈受益良多，也逐渐领会到先生崇高的生活情操。杨先生言传身教，他高尚的人格魅力、认真的人生态度、崇高的学术境界、严谨的治学态度、热情的生活追求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杨自俭先生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的为人为学的崇高思想留给了我们。让我们衷心祝愿杨先生：一路走好！

杨自俭先生千古！               

                       

2009年4月13日

穆雷

 

    杨自俭老师因病故去，我感到十分悲痛。2008年在南昌会议期间，我还抓拍了几幅珍贵的镜头，没想到竟成遗照。从他此次病重住院起，我就一直想去看他，及至4月10日晚见到，他已经气若游丝，奄奄一息，但得知我们来看他来开会，还是十分激动，急切地想表达什么却又无法说话，令人唏嘘。我们在感慨生命之脆弱的同时，又感到心情沉重，还庆幸赶上最后见了一面，总算了却心愿。

    我跟杨老师因翻译事业和学科建设而结缘，十几年来一直联系密切，他之于我可谓亦师亦友。每次见面，学科建设是我们的共同话题，也是为之奋斗的共同理想。谈起工作，谈起翻译，特别是谈起学科建设，杨老师总是充满激情，充满干劲，令我们深受鼓舞。

    十几年前，我为了写作《通天塔的建设者》，曾与杨老师多次畅谈。他总是谦虚地说自己半路出家，还要学习很多。我知道杨老师为了读书，一直省吃俭用，衣着简朴，生活节俭到对自己的生活近乎苛刻的地步，家里几乎没有跟上现代化生活的条件，但却把钱都用来购买学习工作的必备设施，订阅了所有的外语研究期刊，购买了大量相关图书资料，在研究的基础上为学生编写了必读书目，真正做到了“自俭”。我很敬重师母邵老师，她平和朴实，低调贤惠，杨老师这样做一定得到了她的理解和支持。

    杨老师自称五十以后才转行进入翻译领域，后来承担了两个学院领导的繁重行政工作，特别是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之后，坦然面对疾病，依然夜以继日地工作，为自己争取到最后有限的生命来完成毕生的愿望，为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令我肃然起敬。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做完了前些年想做但没有腾出精力去做的事情，把自己毕生的研究心得编撰成集，同时参与策划实施主编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的八本论文集，还有自己《译学新论》的续集。从他主编的《译学新论》就可以看出，他编的论文集，每一篇文章都认真读过，用他自己的心得体会对文章作出解读和评论，令人折服。他策划的两次翻译学学科建设研讨会或高层论坛，当之无愧地成为学科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他对待工作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敬业精神，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激励着我们更加勤奋，更加努力。

    我从杨老师身上学到很多，也经常以他为榜样教育我自己和我的学生，他在生活上低要求，在工作上高标准，热爱翻译事业，兢兢业业，废寝忘食，勤于思考，勇于创新，为翻译学的学科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会永远铭记在心！

    杨老师的最大心愿就是建设翻译学，为翻译事业贡献力量。我们一定继承杨老师的遗志，努力工作，不辜负他的期望，让翻译学在我们手中初具规模，为翻译事业尽心尽力。

    杨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09年4月

华东师大对外汉语学院   傅惠生

 

    认识杨自俭老师已经二十个年头了，得知他去世的消息，马上停下手中的工作，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潘文国老师正在青岛，打电话请他在杨老师追悼会上为我献上一个花圈，表示我对杨老师的悼念。与杨老师比较亲密的接触是2000年筹备和2002年在华东师大召开的汉英对比与翻译国际研讨会暨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五次学术研讨会。那个时期，一般的学术年会，大家带上自己打印的文稿，开会的时候散发就可以了。没有想到，为会议召开的预备会就开了三天，将四百多份论文一份一份过目，评判等级，确定参会人员名单。杨老师比较细致的交待筹备一次学术会议方方面面的事情，从筹备、正式开会到会议结束后编写论文集，我的工作直至2005年的6月随着两本论文集的出版才告结束。虽然自己付出了时间和精力，却实实在在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我从很多的前辈和学者那里学到了许多平时难以有机会见到和学到的东西，尤以杨自俭老师为最。他在2000年厦门会议的时候，就告诉我要预先实习、观摩会议的整个准备和召开的流程，并细心讲解应该注意的诸多细节。事必躬亲，将会议的细节落实到了实处。开会期间，他经常通宵达旦，很少休息。而他对诸多的年轻人尽力的提携，并反复强调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多次反复强调防止学术造假，并以身作则，笔耕不辍。他真的是我们的好榜样。如果让我用简短的话来概括他留给我的印象即是：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做人，认认真真任劳任怨干事。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 王菊泉

 

3月12日一早打开杨自俭老师儿子杨艨发来的电子邮件，一行文字跳入眼帘：我父亲去世。尽管自3月初我得知杨老师病重的消息以来，我就一直在担心不测，但当这一消息最后传来我还是感到难以接受，无论是当时和家人通报这一噩耗，还是随后和杨艨通话慰问，我都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几度哽咽，不能成声。

我和杨自俭老师结识于1990年暑假。当时他正和李瑞华老师一起主编我国第一部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曾通过我请吕叔湘先生为文集题词。由此开始，出于共同的学术兴趣和追求，我和他的来往日趋频繁，从一起参与和组织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经常性的学术活动，一直到2007年5月开始共同担任《英汉对比与翻译研究》系列文集（1-8册）总主编的工作，前后交往将近20年之久，结下了十分深厚的友谊。

杨自俭先生对我来说是一座高山。首先在为人上，作为学会的元老之一以及连续两任的会长，他不仅关注学会的学科建设和长远发展，而且不遗余力地发扬光大刘重德老会长开创的学会文化，十分强调为人为学为人在先。他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努力说真话、办真事，甘于吃苦、不怕吃亏，谦虚谨慎，努力处理好精神和物质以及名权利的关系。在治学上，他博览群书，刻苦钻研，在哲学、逻辑学、语言学、历史学(尤其是哲学、逻辑学、语言学、美学、心理学等学科发展史)等学科领域都有着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素养，不仅自己直接从事对比语言学、对比文化学和翻译学三大学科领域的实践活动，而且始终站在哲学和学科建设的高度，为这三个学科的理论建设和长远发展殚精竭虑，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他定有恰当的奋斗目标，为实现目标锲而不舍，讲究方法，善于处理教与学、读书与写书、理论与实践、微观与宏观、古与今、中与外、文与理、博与专、目的与手段等各种关系。正是他正直的为人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他对于对比语言学、对比文化学和翻译学三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使他赢得了学会内外广大学界人士和青年学生由衷的敬仰和爱戴。按杨自俭先生的初衷，他在2006年1月从工作岗位上完全引退之后，还准备潜心写作，出版专著，以便把他的学术思想加工提炼后奉献于世人，只是天年不测，疾病过早夺去了他的生命，使他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所幸他还留下100多篇文章以及由他主编的20多本文集以及译作等。在此应该感谢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他们在杨自俭先生病重住院期间毅然决定为他编辑三卷本文集，并请他本人逐篇圈定了入选篇目。文集不久即可问世，相信读者能够从中领略到他的深邃的学术思想、学科建设理念和他的为人治学之道。

杨自俭先生一生追求真理，献身学术，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去年3月初，他不幸查出胆总管堵塞急需入院手术。此时，正是上述系列文集编写的关键时刻。他不得不停了下来，让我全面负责后期的编写工作。此前，从文集整个系统的构思、选文范围和标准的确定，到“综述”、“编者札记”撰写要求的制订以及书后著作与论文索引收录原则的提出，一直到文集体例格式的规范等大小环节，基本上都是先由他拿出方案一起讨论商定，或者最后由他拍板定夺的；我则“大树底下好乘凉”，主要是协助他做些具体工作。现在他要我独挡一面，我一下失去了依靠，觉得难以胜任，但在那种情势下我又别无选择，只得勉为其难，尽力而为。在以后的几个月内，在各个分册主编的充分理解和积极配合下，编写工作总体进展虽然还算顺利，但尤其是涉及到三个翻译分册入选篇目的最后确定及其综述的审定等项重要工作，我觉得还是难以把握和胜任。这时，正好他术后身体已经逐步恢复，出于对文集质量的高度负责，出于对我的深切关爱，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再次承担起了原来的工作，不仅起草了文集的总序，还逐一审定了好几个分册的入选篇目以及综述和编者札记等，并且提出了十分具体的修改意见或建议。与此同时，他还不顾术后身体虚弱以及日益严重的白内障眼疾（几乎到了无法看书认字的地步，我每次发给他的邮件都是选用36号粗黑体），应邀连续参加了几次学术会议，有7月在曲阜师大日照分校翻译学院主办的“全国翻译教学与研究论坛暨山东省国外语言学学会翻译学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年会”、10月在太原中北大学举办的“2008中国翻译理论研究高层论坛”，以及11月在南昌江西财大举办的学会第八次全国学术研讨会。不仅如此，在参加学会南昌会议回到青岛之后，他还念念不忘学会三大学科的学科建设问题，向潘文国会长郑重提议由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于2009年承办一次学科建设高层论坛，并就论坛的议题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意见。另据中国海洋大学任东升老师告知，要不是他今年1月初病情复发住进医院，他还准备去台湾参加“第三届‘两岸四地’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而且已经投了稿件，办好了赴台手续！

回首2008年整个一年，杨自俭先生除了住院手术以及术后恢复稍事休息了三、四个月之外，大部分时间仍旧在为学术二字鞠躬尽力。不难想象，要不是他有追求真理、献身学术的崇高理想和精神境界，要不是他对学会工作的无比忠诚，不要说他动了那样大的手术甚至已经了解身患绝症，单以七旬以上的高龄，他也决不会如此操劳和奔波。杨自俭先生辞世前一年的经历和作为无可争辩地向我们证明了他始终在履行他的人生信条：“‘人生是一座看不到顶峰的大山，一辈子是爬不到顶的。’我认为人一生永远不能满足现状，包括退休以后，都应该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向前走，一直走到生命的结束。我一直深感为人为学，必须为人在先，所以我永远笃信：‘道德之光能燃起智慧之火，一切道德高尚的学人必将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取得成就，从而使学术生命放出灿烂的光辉。’”

杨自俭先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杨自俭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09年4月21日

 

 

王宏印

 

当代学界师友甚多，而对学会贡献甚巨，又于本人提携鼓励有加者，独杨自俭先生匆匆而去。先生逝世旬余，音容笑貌如昨，教诲之声犹在耳畔,余常夜不能寐，思绪翻腾，难以缀文，今得诗四首，集为一组，以志痛悼怀念之意，也为自勉耳。

 

 

其一

                  

                                      2009 年4月26午夜

                                      于天津南大教师寓所

刘英凯

 

中国英汉对比研究会前会长杨自俭先生病榻支离数月。余4月初打电话问候先生，先生已经口不能言，由其子代为问候。今先生仙逝，余在海外，不克前往致祭，特为诗3首，聊表寸心于万一。

司显柱

 

今年三月会长潘文国先生来信，告知杨自俭先生病重，要我们做好心里准备。收到这样的信，我简直难以置信！因为就在去年11月，在刚刚结束的第九届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全国学术研讨会上，杨先生还在会上会下，为汉语“字本位”摇旗呐喊！这次会议期间，作为承办人，事务缠身，除了两次常务理事会和一次去他住处请安外，再也没有抽出时间去更多关注杨先生在南昌期间的生活起居和聆听他的教诲，包括第二天他和师母返回青岛，我也未能去机场送行！想不到这一别竟成了永别！让我自责不已！

2006年在烟台会议期间，在杨先生和学会其他领导的关怀与支持下，学会常务理事会决定把下届会议交给我所任职的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离会前杨先生专门向我叮嘱了如何筹备，并表示在适当的时候会专程来南昌帮我谋划。后来因病，杨先生虽未能亲临指导，但通过邮件和电话多次提醒。这次会议，在杨先生的关心和会长的直接领导下（潘会长专程于2008年夏天不顾酷暑来到学校实际指导），取得了成功，会议代表给与充分肯定，没有辜负杨先生和学会的期望，我心里的石头总落了地，也感到欣慰！

我在中山大学跟随导师黄国文教授读博士的第一年，即2003年9月至2004年7月，是全职脱产的，没有了管理和教学的任务，这样在做好课程学习的同时，终有时间把自己以前零散发表的论文整理写成了我的第一本专著，书稿送给杨老师，他不仅欣然作序，而且对全书提出了非常到位的改进意见，如果说这本书还有点价值的话，全凭杨老师的指点！

杨老师对学会建设倾注的心血，对我等后学的爱护，由此可见一斑！

杨先生，您安息吧！您的音容笑貌和高风亮节我们永远铭记在心。

 

 

 

 王文斌

 

       杨自俭先生已离我们而去，我至今难以接受这一事实。先生光风霁月般的胸怀，将永远是我仰望的标竿；先生浩瀚海洋般的学问，将永远是我追求的目标。

 

 

——追念我们的领袖杨自俭

 黄忠廉

 

 

按：2009年4月11日中午，我随在青参加“翻译学学科理论系统构建高层论坛”的部分学者去医院探望病危中的先生，上车前阴风寒冷，进院时小雨开始淅落，出院后大家揪心于先生的健康，感叹人生命的脆弱。当晚9时35分，先生不忍舍下我们，驾鹤西去了。斯人已去，浩气长存，未竟伟业，后有来人。

从岛城回哈，工作与研究虽说紧张，可是一有空暇，对杨先生的思念总是乘隙而入。先生为拙稿《翻译方法论》所作的序将于今年秋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可能会是先生写就而问世的最后一篇文章，一想起此事，就有一种因出版推延而愧对先生的内疚。现撰就小文，以告先生。

 

大师很少是孤独的山峰，而是群峰中的高峰。

地壳运动，会隆起新的山峰，群峰突起，把原有的高峰衬托得更高。大师是造山的战略家，他目光炯炯，注视着未来，善于造山，造出一座座年轻的山峰，而自己屹立在群峰之中。

大师是不可逾越的，是指他那个历史时代。大师是可逾越的，是指未来，但是从历史一路看下来，群峰迭峦，大师还是那座高峰，历史的时空因为他们而峰回壁转，美不胜收。

大师之峰高耸入云，贵在四高：

一在德高。德高，才可望众；有人有才学，而无为学的雅量，见不得比自己强的人，最终被缚于走向大师的途中。

    二在才高。才高八斗，才能树为大师。他不是有所不同，而是与众不同。起初可能有所不同，找到了新方向，新问题，最终目标要与众不同，具有自我特色。与众不同，它往往挖掘了我们最常见因此也最容易忽略的东西。列宁说：“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

三在识高。这是最关键的。有的人学问渊博，但少才识，被人喻为活字典。才学有余而识见不高者，大有人在。读基础书，读常见书，能为畅达之文，才学识最重要的是识。学问家主要是因识见不同而闻名于世。见识之高，大至开宗立派，小至著书立说，有新创见，有远见卓识。

四在眼高。大师行进在思想的前沿，既是学问家，也是思想家，还可能是哲学家。他对学科有独到系统的见解，对事物的分析与众迥异，并精于表达，其作品堪称经典；他的视野和思想不限于某一学科，在方法论上贯通其它，对整个学科有一种终极关怀，能开某个领域一代风气之先。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三次学术研讨会于1998年10月下旬在江西南昌大学举行。在这次世纪之交的盛会上，我认识了杨自俭先生。自那时以来，我多次聆听过杨先生的学术报告，多次拜读过他的学术论著，并就有关学术问题多次当面请教过他，而且和他有过几次书信往来。我同杨先生接触十年有余，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他的人格魅力，他的学风作风，他的崇高师德，深深地感染了我，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2000年冬天，我把自己写好的一篇文章寄给杨教授，请他提出修改意见。他当时是第二任会长，工作繁忙。半个月之后我就收到他的来信。杨会长首先充分肯定我那篇文章的应用价值和我的作文功底，同时婉转地指出一些不足之处，接着谆谆敦促我深入钻研相关理论，加强理论研究，更多地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从而使自己的学术成果更具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杨会长给我的教诲像指路明灯，照亮了我前进的方向。后来，每当我有了一点学术成果，杨会长总是非常关注，以赞扬的口吻给我以鼓励，同时勉励我继续努力，更进一步。可惜这么多年来，由于自己缺乏毅力和恒心，没有出什么重大成果，辜负了杨会长的谆谆教诲，深感惭愧。如今杨会长突然离我们而去，我感到莫大的悲痛。

我深深地感到，杨自俭先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杨先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与人为善，助人为乐；他具有崇高的信仰，渊博的知识，辩证的思维，实干的作风；他海纳百川，推陈出新，探求真理，体现了真正的学者风范；杨先生教人以知，授人以书，予人以爱，育人以德，导人以行，诲人不倦，知行合一，严而有格，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最好榜样。

敬爱的杨自俭先生音容宛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左 飚

 

陈宏薇

 

  

                      2009-4-16

四川外院 王寅

 

任东升

 

鲁川

 

　　我是学计算机的，因为工作涉及到机器翻译，渴望能够找到一位“学贯中西”的好老师。

　　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个奇迹，“一个人竟然能同时担任文学院和外国语学院的院长”，并且连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的会长”。这就是我找到的梦寐以求的好老师——杨自俭教授。

    杨老师那诲人不倦的精神和博大精深的学识，使我得到了很大的长进。他作为评审，通过呕心沥血精辟批改，使我们那本小书的质量得到明显的提升。

    含泪问苍天：为什么要让敬爱的杨老师抛下我们而去？！

    苍天说：杨老师并没有离开你们，他永远生活在你们中间。

    是的，敬爱的杨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他那高尚的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他那杰出的著作，永远是我们工作的指针！

    敬爱的杨老师将一如既往地带领我们为复兴中华的伟业而奋进！

 

 

尊敬的杨自俭先生：

 

在您亲自倡导和持续的关切下，《翻译学学科理论系统构建高层论坛》于今天上午在您多年工作的青岛中国海洋大学顺利召开了。我们来自中国大陆和港澳各地的二十多位译界同仁及与会师生共聚在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纵论天下学问，畅谈译学远景。此时此刻，彷佛您就在会议的现场，谈笑风生，诲教沐人。此时此刻，我们——您的同仁、朋友、与更多旁听的莘莘学子，对您的健康状况极为关注，对于您在英汉语比较及翻译学学科建设中的卓越贡献倍感钦佩，对于您多年来奖掖后学、无私奉献的精神深表谢意。在会议与讨论的热烈氛围中，我们怀着感佩与感恩的心情，向您——我们的学长和道友报告会议顺利召开的喜讯，并向您致以崇高的学人的敬意。我们一定会将这次高层论坛办好，为中国译学作出应有的贡献。请杨老师放心！

 

                                     翻译学学科理论系统构建高层论

                                                全体与会者

                                            二00九年四月十一日

 

签名者（26人）：

潘文国 王宏印 罗选民 谢天振 吕 俊 穆 雷 谭载喜 方梦之

胡庚申 蔡新乐 孙艺风 杨晓荣 张美芳 廖七一 黄振定 刘军平

张南峰 苗 菊 黄忠廉 杨 平 朱志瑜 李运兴 曾利沙 李玉良

温秀颖 刘艳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