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跟随徐通锵先生学习“字本位”
　　　　　　　　　　　　　　　　　　　——沉痛悼念最敬仰的中国语言学大师
杨自俭

　　徐通锵先生正在领着我们筹划召开“汉语字本位研究丛书”审稿会，同时筹备第2次全国字本位理论研讨会，2006年9月21日他还跟我们在京共进晚餐，10月14日给我们发了要去住院的邮件，11月25日就匆匆离开了我们。他走得实在太早太快了，大家都感到无比的悲痛，因为中国失去了一位划时代的语言学大师，失去了字本位的伟大创立者和令人敬仰的领袖。
　　我最早知道徐先生的名字是《语言学纲要》（1981）出版以后，我读了此书，凭印象跟我大学时学的高名凯与石安石主编的《语言学概论》相比，有几点不同：汉语例证多了，分析也更细致了；吸收了较多中外语言研究的新成果；较多用了中外比较的论述方法。后来随着读他的文章与书就渐渐了解得较多了。
　　徐先生（2005）在“汉语字本位研究丛书”总序《“字本位”和语言研究》中说我“在实践中深切地感到，如不理解汉语的‘字’的性质、特点以及它与英语的‘词’的重要区别，就难以准确把握英汉语言文化的对比研究。”[1]徐先生这段话准确地说出了我在做英汉对比研究中的思想变化，是以我如何从对比研究中逐渐认识字本位这一大段学术经历为背景的，我的这段经历大体是这样：1978年吕叔湘先生招收英汉对比语法专业硕士生，我因年龄与学业不符合条件未能报考，但我从此就开始了自学对比语言学的有关文章和著作。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开始为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开设了“英汉语法修辞比较”选修课，也写了几篇英汉对比研究的文章，业余还翻译了杰·利奇（G. Leech）的《语义学》（1-7章为我译）和福斯特（E.M. Forster）的《印度之行》等小说。翻译也是对比研究，是一种很微观的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对比研究。为了教学的需要，也为了推动这个学科的研究，从1987年我就着手收集论文，选编《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通过上课、翻译实践和选编文集等活动，我对英汉两种语言与文化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在英汉语法对比中有几个难题让我十分困惑：(1)汉语的词是什么？如何分类？拿英汉两种语法教材比较，同多异少，可是拿英汉两种语料做区分词类的练习，学生作业每次都是英语的错误很少，汉语的错误很多。英语的word和汉语的“字”与“词”三者究竟是什么关系？（2）汉语中句子是什么？英译汉可以英语的句子为单位，汉译英就难以汉语的句号作断句的标志。标点符号用法说得很清楚，可师生都怕用标点做汉语断句练习。和英语相比汉语的名、动、形三类词为什么在句子中有那么多语法功能？（3）我们的传统语言学为什么只有文字学、音韵学与训诂学而没有语法学？汉语真的没有语法吗？没有组配句子的规则吗？这些问题如果都搞不清楚，怎么样进行英汉语法的对比？因此促使我较多地开始关注汉语的研究。我在起草上述论文集前言时看到了戴浩一(1988)的《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和游顺钊(1988)的《口语中时间概念的视觉表达》，看后好像对汉语的特点有了点新鲜的感觉[2,3]，所以就把两文中的要点归纳成5条写在了前言[4]里（杨自俭 1990:1-2）。但由于我缺乏学术的敏感性，也缺乏微观研究的根基，所以没能跟着这种新鲜感从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上（当然还需要中外结合、古今结合）深入追究下去，而开始偏向了宏观的思考。
　　1991年徐先生的《语义句法刍议》发表，对我震动很大，首先使我从戴浩一与游顺钊文章中获得的新鲜感有了着落和去处，而且该文深入到语言的结构关联基点和编码机制，这是过去从未看到过的。徐先生认为索绪尔的聚合与组合是以语言的线性结构为基础的，而实际上语言各系统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为此他提出“结构关联”的范畴。这时他虽然说语言的基本单位还是“词”，但他已经明确指出汉语的结构关联基点在音节，汉语是以单音节为基础的直接编码型语言，而英语是以多音节为基础的间接编码型语言。直接编码的汉语，其语法范畴和逻辑概念一致，间接编码的英语，其语法范畴和逻辑概念是两个系统。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英语的句法结构框架为“主语—谓语”，汉语的则是“话题—说明”，前者重形，是语法型语言，后者重序，是语义型语言。第二给了我方法论的深刻教育，使我明白了什么是“中西结合”。徐先生明确指出：“结合，它不是国外的理论加汉语的例子，也不是用国外的理论解释汉语，而是参照国外语言理论的立论根据，从中吸取精神，在汉语的研究中提炼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以便能在宏观上把握汉语结构的特点；不能实现这样的要求，说明我们还没有摆脱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的窠臼。”[5]用这个标准来检验我所做的英汉对比研究成果，实际上大都属于徐先生批评的所谓“结合”的那两种类型。
　　1993—1994年我协助李瑞华选编文集《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收文范围上接那本《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从1990年始，下至1994年。正好徐先生1994年在《世界汉语教学》上连发两篇宏文：《“字”和汉语的句法结构》与《“字”和汉语研究的方法论》[6,7]。我读后兴奋不已，把徐先生上述三篇文章都列入了目录，但因每个作者限选两篇，最后无奈抽掉了讲方法论的那篇。我们把选定的目录送徐先生征求意见，他很快寄来了刚出版的《徐通锵自选集》，并让我们用他自选集中修改过的《语义句法刍议》，由于我们粗心竟把全书的“参考文献”都列在了这篇文章的后边。后来徐先生提醒我重印时要更正过来。我起草了他这两篇选文的《编者小记》，首先指出《语义句法刍议》是一篇在理论上很有建树的文章，然后归纳了该文在理论与方法上的创新观点，最后评论说：“像徐先生这样的宏观对比研究是十分不易的，因为既有语言本身的对比，更有理论和方法上的对比，目的在于寻找一条新的思路，摆脱旧理论框架的束缚。为了推动学科的快速发展，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这类文章发表。”[8]（李瑞华1996:354）《“字”和汉语的句法结构》这篇文章的《编者小记》当时写得较长，现摘要如下：
　　　徐先生这篇文章是《语义句法刍议》的续篇，是在语义句法理论的基础上又深入研究了一些具体问题。现把一些重要的地方提示一下，望引起读者注意。共7条：（1）“字”是汉语句法基本结构单位；（2）字的定义与内涵；（3）徐先生说赵元任说的“中心主题”就是汉语的基本结构本位；（4）印欧语以大制小，句法控制其以下单位的结构，汉语以小制大，“字”控制其以上的各级单位；（5）印欧语句法结构为封闭性的，以S—V为基础，汉语的为开放性的，以“话题”为基础；（6）“话题—说明”结构框架首创者为陈承泽（1922），霍盖特与赵元任都论述过；（7）“话题—说明”框架确定后的研究任务：字的语义分类及其原则、字与结构的关系、语义和句法功能的关系、语义语法的句型、层次和语序等。《小记》最后说：“读了徐先生的两篇宏文受到很大启发，看到了对比研究的意义和前景。”[8]（李瑞华1996:449-450）
徐先生在此文中首次明确了汉语结构是字本位（当时没看到徐先生1992年发表在香港Newsletter No.13上的《在“结合”的道路上摸索前进》，实际是该文首次明确的），修正了“汉语的结构关联基点在音节”的观点，放弃了“语言基本单位是词”的说法，确定了“字是句法结构的基本单位”，其结构单位序列为：字—字组—句子、句群。我们在论文集前言中是这样综合评价徐先生这两篇宏文的：“我们认为这两篇文章具有很高的水平，它们标志着汉语语言学观念的转变，是句法内容的系统改造。它们提出了‘字’是汉语语义句法的基本结构单位，这就从基础上动摇了《马氏文通》以来的‘词本位’、‘句本位’和‘词组本位’的观念。”[8]（李瑞华1996:XV-XVI）
　　当时没想到我们的工作是对徐先生的支持，后来从下面这两段话才知道徐先生当时的孤独与坚苦的心境,他(1997)说：“1991年我们发表了《语义句法刍议》一文，受到了学界的一些鼓励和欢迎（李瑞华,1996,XV,354,449—450）。”[10]他(1998)还说:“字需要‘说’，人们可能难以理解，但实际上现在已到了不得不‘说’的时候，因为自我们提出字本位理论以后，除了一些表示支持和理解的（李瑞华，1996，XV，354，450；潘文国，1997，162—184[9]）以外，已有不少误解，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第一，把字与语素混为一谈，认为字本位实际上就是语素本位；第二，否认字这个概念的所指的模糊性或多义性，认为字仅仅是书写的单位，与语言的结构单位无关。”[11]由此看出从1991—1997年这段时间，见诸于公开出版物表示理解和支持徐先生字本位的可能就只有李瑞华和潘文国。当然还有值得敬佩的《语文研究》（1991/2）、《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3）、《世界汉语教学》（1994/2-3）几个刊物的主编温端政、陈亚川、吕必松三位先生，是他们独具慧眼，坚持学术平等，在20世纪90年代初徐先生字本位的思想刚刚诞生的时候，他们就及时发表了他的文章，而且排在了刊物的首要或重要位置，以告知天下。他们是建设学术民主、反对话语霸权、推动学术健康发展的功臣，他们的历史功绩学界会永记在心，也一定会载入中国语言学和整个学术发展的史册。
　　1996年我受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的委托在青岛举办第2次全国学术研讨会，我邀请徐先生到会作字本位理论专题演讲，不巧徐先生正忙于《语言论》和《历史语言学》的写作与修改，因此他在信中很客气地说：“实在对不起，因出版社催稿，我无法抽身赴青向大家学习。”并随信给我寄来了一本《徐通锵自选集》，扉页上用毛笔写着“自俭先生正之  徐通锵  1996.1.13”。很遗憾，我们没能聆听徐先生的直接教诲，但收入徐先生两篇宏文的那本文集已经出版，送与会者人手一册；潘文国为大会提交的《换一种眼光何如？》转述了徐先生有关字本位的思想。
　　会后不久我读了徐先生的《历史语言学》，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徐先生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比如历史比较法、内部拟测法、扩散理论、变异理论等)跟汉语的方言与音韵的具体研究紧密结合。通过对汉语材料的分析来检验西方的理论，以材料和理论的矛盾为突破口，从材料的分析中总结出符合汉语实际的理论与方法，从而修正与补充了西方的理论。这才是真正的中外结合之路.最典型的理论创新就是徐先生抓住汉语的“文白异读”总结出了“叠置式音变的理论与方法”,为我们树立了中外结合与理论创新的典范。另一个方面就是死材料和活材料结合运用的问题[12]。这有点像王国维(1925/1994:2))的 “二重证据法”，所不同的是王国维的是纸上材料和地下考古新材料相互印证[13]，徐先生的是文字、文献材料和方言与亲属语言的材料结合运用。这应该说是中国语言史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重要发展。
　　1997年10月徐先生的《语言论》问世，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断断续续把它读完，受教诲最深的有三条：（1）字本位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了。从界定语言学的“字”范畴（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到确定句法结构单位系统（字—辞—块—读—句），到建立构辞法（以核心字为参照点的自指、转指、同指）以及认定两种基本句式（自动与使动）；此外还研究了语序、虚字和语义范畴等理论问题。到此我们不能不说字本位已有了自己较完整的理论系统。（2）研究并构建了汉语的音韵、构辞法、语义句法三个层面的生成和运转机制，动摇与突破了索绪尔的静态的语言系统论。（3）探索了比较加结合的语言研究方法，为我国的语言理论研究（包括对比语言学理论）开拓了一条新的途径。徐先生在本书《自序》中说：这“是我们以‘字’为基点进行语言理论建设的粗浅思路。我们想以此为基础，一方面吸收西方语言学中于我们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设法实现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和现代语言学与汉语传统研究的结合。”[14]我说的“比较加结合”是读了徐先生的文章和《语言论》归纳概括出来的，从宏观来说徐先生的方法论是一个包括中外、古今、方言和标准语、语言内各层面的四比较四结合的系统。具体来说就是：中外比较与结合要解决的是立足点问题（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古今比较与结合要解决的是传统的继承问题（不可中断或丢掉自己的传统）；方言和标准语的比较与结合要解决的是汉语结构的基点问题（“字”为基本结构单位）；语言内各层面的比较与结合要解决的是理论建设的系统性问题。当然这四方面的比较与结合并不是分别进行的，而是或交叉或综合进行的。总之，历史地来看徐先生的《语言论》，应该说它在建立汉语自己的语法类型、体系以及方法论等方面，超过了前辈语言学家的同类著作，成为中国语言学真正走向世界这个新时代的标志。
　　1997—2002年间徐先生又发表了20多篇文章，还出版了一本教材《基础语言学教程》。文章我大都读过，教材也看过，深感他的研究在继续深化与系统化：（1）深化了对“字”的认识：“字”是非线性的音义结合的基点，是语言结构的根基，抓住它就控制了语言结构的全局。（2）建立了选定语言基本结构的三条标准：①现成性，不用加工，拿来即可用；②离散性，容易辨别，不易跟其他结构单位混淆；③在语言社团中具有心理现实性，人人（包括文盲）凭直觉都能在话语中识别清楚。（3）探讨了语义句法生成机制：核心字为基础通过向心、离心、同心等结构方式生成各级字组；“话题——说明”结构形式靠语序从“已知”推向“未知”而生成。有生性和无生性话题句分别依时间和空间顺序生成[15]。给我深刻教育的要数《对比和汉语语法研究的方法论》、《说“本位”》和《语言论》，因为解决了我长期困惑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对比语言学中“同”与“异”的关系问题。徐先生通过总结《马氏文通》以来中国语言学走过的道路，从方法论层面总结出“仿效”和“对比”两种不同的方法，前者着眼点是语言的共性，后者着眼点是语言的特点。由于我们长期把印欧语语法的“双轨制”当作语言的共性来仿效研究汉语，结果证明语言事实跟这个理论有着尖锐的矛盾，这本是个修正西方语法理论的极好机会，但我们“迁就有余，而修正理论的勇气不足”。对比的方法不但注重揭示汉语的特点，而且强调揭示隐蔽其后的结构原理及其跟语言共性的关系，这是异中求同，而不是孤立求同或弃异求同。另一个是《马氏文通》以来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为什么成了不断选择、更换“本位”的历史？徐先生的著述让我明白了《马氏文通》以前没有其他“本位”问题，因为传统语言学就一直是以“字”为本位，没更换过。《马氏文通》后我们丢了“字本位”，而一直遵照索绪尔的语言线性结构理论，而实际上语言是非线性结构，线性只是其中局部的一种状态。以线性治非线性、以局部治整体怎么能找到规律呢？实际上这种线性理论的影响也是国内外语义研究长期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16,17]。
　　我第一次见到徐先生是2002年8月8—11日在上海华东师大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5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潘文国承办会议，请徐先生在大会上作了《字的语法化的“阶”和汉语语义句法的生成》主题演讲，我聆听了徐先生的报告，深感徐先生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其核心内容是在语义句法结构层阶（字、辞、块、读、句）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字句之间辞、块、读三级跟字的语法化的三个“阶”的关系。（1）字的语法化初阶。字组成辞（2字组）有向心、离心、同心三种方法，其字组的字义结构关系为“义象+义类”，表现为限定、支配与并列三种语义关系。（2）字的语法化次阶。通过辞和字块的比较，徐先生给字块下了个定义：字块为以虚字为标记使一个概念去联合或限定另一个概念的字或字组的组合，在语句结构中充当一个结构单位。徐先生明确交代：“笔者在《语言论》和某些文章中也曾说到过‘块’，但与字组的界限不清，现在这里作出明确的澄清和修正。”在此基础上徐先生提出了作为字块标记的的四类虚字：量字、连字、“的”字和介字。（3）字的语法化末阶。徐先生把“读”和“句”定名为“形句”和“意句”，二者的关系是：“形句是与思想表述有关的最小结构单位，叙述事件的某一环节和侧面，以与其他形句相连缀而生成意句，共同完成一个完整意思的表述，使意句成为思想表述的最小结构单位。”这个层阶跟字、字组、字块不同，除客观性外，增加了人的主观性。如何把主观因素“化”为客观的语法结构，实现语法化？徐先生找到了语调和语气字，并把语气字定义为“黏附于X以表示说话人对所黏附的X的主观情感、态度和意向的字。”其特点是义虚、轻声和结构上的黏附性，语气字主要黏附在指称成分后（啊、呢、吧等）、述谓成分后（了、着、过）和形句后（表陈述、疑问、感叹、祈使、反诘、假设等语气）。他报告的最后部分有两处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讲得情真理切，高瞻远瞩，表现出一个语言学大师的宽阔胸襟和崇高境界。他说：
　　　我们顺着字的语法化的“阶”初步清理出“因字而生句”的生成途径和线索，想借此为实现汉语的研究重点从语法转向语义、从描写转向生成的的转向探索前进的道路。这一思路与现在流行的语法体系大相径庭，可以成为主流研究思潮的一个对立面。学术的生命在于比较、在于竞争，人们可以在对立面的比较中鉴别利弊优劣，弃短择长，探索新的途径，以推进汉语的研究。印欧语的语法理论是根据一致关系为纲的语法形式（词形变化、名动形的词类划分和句子成分的对应关系等）建立起来的，因而富有生命力。我们如果不是机械地学习西方的语法理论，而是学习它的立论精神，看它如何从材料的梳理中提炼相关的理论和方法，那么我们就应该以汉语的语法形式为参照点，进行相应的理论建设。我们提出“借助于另一个字，以已知求未知”的研究方法就是想根据这种精神，以虚字为参照点，探索汉语语义语法的生成和相关的规律；至于这种参照点和语序的关系，那需要另行研究，本文无法涉及。总之，我们要设法探索汉语自己的规律[18]。（杨自俭 2004:110-111）
我和徐先生同桌用餐多次，得以向他请教了一些问题，现在记忆犹新的尚有：辞与词的关系。“词”在中国语言学界用了百余年，要放弃很难。语义语法的字、辞、块、读、句这5级单位已经比较清晰，如何再进一步系统化，最好编出语法教材在运用中向前推进。《马氏文通》以来的汉语语法研究主要问题是丢了传统。我们还谈到数学家吴文俊关于机器证明的研究，我说：“徐先生，你很像数学大师吴文俊，他1985年建立了求解多项式方程组的吴文俊消元法（国际上称吴方法），他的方法不同于国际流行的代数理想理论，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多项式零点集为基本点的学术路线。他的成绩是用高科技手段到传统数学中探宝而获得的。他很重视《九章算术》与刘徽对该书的注。你1992年提出‘字本位’理论，你的理论与方法也不同于国内外流行的印欧语的语言学理论与方法，而是中国自己的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的学术路线。你的成绩是用中外、古今两结合的方法而取得的。你很重视《说文解字》与段玉裁对该书的注。徐先生，我是认真考察后才这样比较的。但有一条不同，他先作了基本原理的研究，出版了《几何定理证明的基本原理》（1984），而后发表论文提出了‘吴方法’（1985）。你是先发表论文提出了‘字本位’（1992），而后系统研究了原理与方法，出版了《语言论》（1997）。”[19]徐先生听后说：“中国的学术传统重实用轻理论。语言学是‘寓虚于实’，数学是‘寓理于算’，中国古代的算法系统水平很高。我很赞成‘用高科技手段到传统学术领域探宝’的说法，因为这是真正实现古今结合的正确途径。”我们每次谈到推动字本位研究和壮大队伍的问题时，徐先生说的较多的一句话是“我是少数派，局面比较难改变。”我听后深感应该设法协助他作些推动工作，首先想到可在学会中号召大家关注、学习徐先生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适当的时候可举办专题研讨会，以扩大影响，壮大队伍。
　　　2002年的11月下旬学校突然让我再次到文学院主持工作，我很快就跟徐先生取得了联系，请他来文学院讲理论语言学专题“名家课程”（这是王蒙先生和管华诗校长商定在文学院开设的新型课程，必修，30学时，考及格2学分），徐先生问清授课对象，收到了我和孟华提出的10个供参考的专题，就在家认真准备讲稿，到2003年10 下旬徐先生就从网上发来了他写好的讲义《语言学十讲——字本位和语言研究》。11月3—25日徐先生第一次在海大浮山校区X105大教室给中文系本科高年级学生和中文、外语语言学专业研究生系统地讲授了“字本位”理论。徐先生讲课高屋建瓴，又深入细致，材料分析精当，理论阐释深刻而系统，还经常提出值得深思的问题，激发学生的想像力，引导大家深入思考。他授课的方法充分体现了中外古今的比较与结合，饱含方法论的内容，使学生终身受益。徐先生这次讲“名家课程”，非常成功，其标志除讲课很受欢迎以外还有三件事：一是我给徐先生打过招呼，学校出版社要出“名家课程丛书”，理论语言学专题是第一本。徐先生回去认真修改、补充与调整了讲稿，并接受了我的建议加上了3个附录。这就是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本《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二是事先我给我院孟华、黄亚平老师提出建议：最好全程听完徐先生的课，同时准备若干问题，最后安排一次时间充足的学术访谈，把徐先生的最新学术思想留在海大。在给徐先生接风的饭桌上我提出这个想法，他欣然同意。2003年11月19日孟华和黄亚平对徐先生进行了一次重要学术访谈。第2天我去看徐先生，他告诉我：“有两个没想到，没想到海大有这么多学生喜欢语言学，没想到海大的教师对字本位这么感兴趣，而且有了这么多的了解和这么深入的研究，提的问题很有水平，还给我提供了不少关于字本位研究的资料与信息，这次访谈我收获很多，我要进一步深入系统地思考。”我又向徐先生请教了4个问题：（1）为什么中国人只关心文字起源西方人只关心语言起源？这不同的两个传统各是如何形成的？（2）为什么印欧语系的语言大都重视语调（intonation）？汉藏语系的语言大都重视声调（tone）？(3)在语音学上汉语属于“音节合拍”(syllable-timed)型的，英语属于“重音合拍”(stress-timed)型的,造成这种重大差别的原因是什么？（4）现在大家都承认我们有严重的重使用轻理论、重技术轻科学、重术轻学的学术传统，我想这个传统的形成和汉字思维有关系。因为读汉字书重视觉思维，可“望文生义”，可不经过或经过淡薄的抽象思维（实际就是隐喻）就可达到对意义的理解；而读拼音文字书重听觉思维，其抽象程度高于视觉，直接进入了抽象思维，然后经形象思维到达对意义的理解（这是简化说法，实际过程比这复杂）。徐先生对前3个问题都作了简明扼要的回答。他说第4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我们以后讨论。访谈录音稿整理好以后经徐先生审定就以《“字本位”问题的新认识》为题，先在《中国海洋大学报》（2004年3月18日和25日）全文发表，之后就选列为《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的附录2，徐先生把标题改成了《从语言学的中西、古今结合中探索语言理论研究的途径》[20]。第3件事就是筹划了“全国首届汉语字本位理论专题研讨会”。在参加学会、研讨会和选编论文集等活动中我深深地感到：学科、学派的发展要靠领袖与骨干善于集中大家的智慧来推动。我提出协助徐先生召开研讨会的建议，2003年11月24日徐先生受聘我校客座教授，那天下午我们就决定要有充分准备地于2004年末在青岛召开全国首届字本位研讨会，会议宗旨定为：深入研讨，检阅力量，推动发展。在给徐先生送行时我说：“徐先生，少数派不可怕，科学真理不总是先在少数人手里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哪。我们也得先来个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打进京城去。”
　　　我们和徐先生一起愉快地度过了三个多星期，实在令人难忘。徐先生的淳朴忠厚与平易近人是一般学者做不到的，他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最害怕麻烦别人，所以坚持自己去餐厅就餐。我从徐先生身上真正感受到了：真正的伟大是寓于平凡之中的。
　　　经过近一年的准备全国首届汉语字本位理论专题研讨会于2004年12月3-5日在我校召开。会前的两项准备工作徐先生很满意，一是征集的论文徐先生认为大部分很好，可保证会议的水平；二是赠送与会代表的两本书都已备齐，一本是徐先生为海大讲“名家课程”的教材《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另一本是收有徐先生文章王菊泉等编的文集《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1995—2003）[21]。会议除徐先生的开幕词和主题报告外，分字本位理论探讨、字本位与对外汉语教学、字本位与中文信息处理、字本位与中小学语文教育等四个专题共安排了25人大会发言。依次发言的主要代表有潘文国、孟华、陈保亚、汪平、宋金兰、李娟、叶文曦、何丹、张德禄；吕必松、王若江；鲁川、亢世勇；戴汝潜等。我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都发了言，讲了对字本位理论的看法和学习的心得，还提了三项建议：（1）大家回去修改论文，及时返回，好编辑出版论文集；（2）把这次青岛会作为字本位学术研讨会例会的开端，以后每2-3年一次；（3）为推动此项研究的发展，首先，除继续加强字本位理论研究外，还应加强应用研究，编写三个应用领域的教材；其次，应联络汉语、对外汉语、外语、中文信息处理等各界学人和海外对字本位感兴趣的学者，壮大队伍；第三，应用字本位理论审视《马氏文通》以来的汉语研究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重写中国语言学史，全面推动语言学理论建设。会后徐先生说这些建议都很好，我们要好好组织大家落实。
　　　徐先生的主题报告《结构单位的重新分析和汉语语义语法研究》（收入《字本位理论与应用研究》时，依照它和全书的关系改为第一章的标题《字本位基础理论》）以更深广的视野，用中外古今对比的方法探索了语言学理论建设的有效途径。其理论重点有：（1）从理论上对西方历史语言学的“重新分析”（reanalysis）提出修改意见：不能只管线性组合，不管音义非线性关系；不能只涉及客观规则变化，不管主观认识深化；不能只对现象做随文注释，不做系统的理论思索。（2）拿汉语史上常用的“重新分析”与之对比，既验证了修改后的理论，又比出了两者的特点。（3）重要的一步是，其特点不能相互否定，而是通过比较去探索隐其背后的语言共性结构原理，使其都能得到统一的、有效的解释。（4）最重要的是提出理论创新成果。徐先生针对着眼于规则描写的旧语法概念，提出了着眼于生成方式的新语法概念：“理据载体组合为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构造规则”。同时还总结出生成方式的变化规律： 昨日的结构单位转化为今日的理据载体；或者说，昨日的结构单位变成今日结构单位的一个构成成分。在此基础上徐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化程度更高的“重新分析”的概念：“因生成方式的变化而对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构造规则进行再分析、再认识。”（5）徐先生告诫我们：生成方式的变化必然会引发语言结构规则的重大调整，因而需要对基本结构单位的性质、特点和构造规则进行一次重新分析，新的语言理论就会在这里产生。徐先生紧紧抓住这个“调节时空、联系古今、控制语言动态运转平衡的枢纽”的“字”，用演绎的方法论证了它作为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生成方式的发展的历史与规律。徐先生把这个历史分成三个时期，我用表格归纳如下：
　　基本结构单位 理据载体 生成方式 结构规则 感官选择 时空选择 研究重点    属性
1．   名        声、韵    声韵结合 音义关系  听觉   时间    音义关系
2．  ①字       形、声     以形释义  六书     视觉   空间  面形空间结构 语汇字法
3．   字      形、声      因声求义  音义结合 听觉   时间    音义结合规则
4．  ②字      字         序      字组结构规则 听觉  时间  字组结构规则 语汇句法
说明：①字表示《说文》把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从“名”转化为“字”，其结构格局是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②字表示“白话文运动”把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的生成方式由空间“形”转为时间“序”，因此“字”的结构格局转为n个字·n个音节·1个概念。[22]
徐先生这篇宏文奠定了汉语语义语法的理论基础，回答了有关汉语研究的多个重大理论问题:.（1）语言结构系统的“纲”是什么？（2）汉语是什么类型的语言？（3）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什么？它有什么样的生成方式及发展规律？（4）何谓汉语的语义语法？其研究对象是什么？如何建立语义语法？（5）为什么说《说文解字》是汉语的语汇语法（字法）著作？（6）为什么《马氏文通》之后我们接受了西方的“语言中心主义”，而中断了我们的语言研究传统？其中的经验教训是什么？（7）为什么林语堂把我们小学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对应于英语的语法（grammar）、语音（phonetics）、词汇（vocabulary）?（8）为什么汉语的最小语义单位是“字”，而英语的却是“句子”不是“词”？（9）汉语的语汇字法和语汇句法是什么关系？（10）如何用“重新分析”的方法发现汉语的发展规律？能在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中回答前人从未回答过的这么多重大理论问题，这样的文章我还从未读过。徐先生的创造力让我为之崇敬，为之震惊！
　　　大会后徐先生又一次在我校讲授了名家课程（字本位理论）。2004年12月7日我去专家楼看他，徐先生说大会开得还不错，我们定的宗旨实现了，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大会前(即11月7日)徐先生给我发邮件说过，山东教育出版社王韶松请他主编字本位丛书，要我帮他多出主意。他说开会忙没时间，现在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说编好这套丛书就是最有效地推动发展。先要组织好编委会，编委从大会发言者中挑选就行，有研究理论的，又有研究对外汉语教学、中文信息处理、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还有研究方言与文字的，既有理论又有应用，既有代表性又有一定的权威性。有了编委会就开选题会，制定写作与审稿计划。另外早发征文通知，等这套丛书出版时就开第二次全国研讨会。徐先生说这么一议论心中就比较有数了。
　　徐先生这次讲课还在那个大教室，每次依然是座无虚席，他被师生学习的热情鼓舞着，讲得更加精彩。这本教材已经很系统，但徐先生讲课还是作了不少补充。他感觉教材中对语言和文字的关系问题讲得不够，为此写了一篇长达1万8千字的专文《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新探》，给学生作了专题讲解。为解决学生学习中的疑难，徐先生还安排了两次答疑活动，换了更大的教室，参加者比听课的人还多，徐先生启发大家参与讨论，气氛非常热烈。最后那次在A区301教室，徐先生回答问题的那种从容、熟练、准确，那知识的渊博和话语的启迪性，师生发问时的那种热情、渴望和对知识的追求都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使我终生难忘。
　　徐先生授课中间的一个周末我和孟华、黄亚平陪同徐先生游览了崂山。一路我们向徐先生请教了好多有关字本位的问题。回来在车上徐先生说：“‘老九’真不大会游山玩水，走到哪里也忘不了讨论学问。文化大革命在五七干校吕叔湘先生还劝大家读书为研究作准备。”课程结束后，徐先生要回北京，在给他送行时徐先生说：“我有幸晚年结识了你们，心里很快慰。两次来海洋大学，住了50多天，跟大家一起上课，一起开会，一起讨论字本位问题，打心眼里高兴。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谢谢你们对我的照顾。”大家都为徐先生的真情所感动，我们都在心灵深处永远地感谢徐先生晚年给海大做出的重大贡献。
　　　徐先生的足迹永远地留在了海大的校园里，徐先生的高尚品德、崇高的境界、严谨的学风、精湛的学问和大师的风范都永远地留在了海大师生的心中。
　　2005年4月1-2日在济南东方大厦徐先生主持召开了第1次“汉语字本位研究丛书”编委会，讨论了学术背景、理论建设、应用研究等问题，落实了第一辑选题（8本）与写作计划，跟出版社签了合同。大家一致建议徐先生先写一篇有分量的总序，先期发表，告知天下。徐先生很快就把总序写好发给大家征求意见，他修改定稿后先送给《语言文字应用》，因为一直没有刊用消息，就送给了《语言教学与研究》，该刊独具只眼，很快就把丛书总序以《“字本位”和语言研究》为题作为首篇刊登在该刊的2005年第6期上。徐先生自己买了多本，送我们人手一册。济南会以后，徐先生完成了总序就开始写他的《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我忙于审读、编辑《字本位理论与应用研究》，对我来说编辑过程就是学习字本位的过程，遇到问题我就请教徐先生，他有问必答，给了我很多教诲。比如2006年7月13日徐先生在一个邮件中就回答了有关“语汇、字组、语汇字法、语汇句法、语义语法”方面的6个问题。从济南会到2006年10月14日，这期间徐先生给大家发了许多邮件，主要是讨论开拓选题、切磋字本位理论、通报与督促进度、商量审稿会与全国会事宜等。他以身作则，提前两月完成了初稿，经两个月修改，准时交了30多万字的书稿。现在大家在传阅徐先生最后的这本遗著，凡看过者无不惊叹这部大作用“方法论”、“结构论”与“表达论”的系统展现了徐先生一生尤其最后16年研究中国语言学的最高成就[23]。无论是在理论的系统性、深刻性和方法论的深广程度上，还是在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以及对中外传统的继承与超越上都不但超过了自己，而且超过了我们的前辈语言学家。
　　徐先生还给我个人发过好多邮件，除回答我请教的有关字本位的问题外,就是希望“丛书”中有我编写的一本《字本位和对比语言学》。比如2006年2月11日的邮件说“今天刚刚拜读您给文国兄新著（即《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写的序，深为佩服，高瞻远瞩，开阔视野。‘丛书’还缺一本《字本位和对比语言学》，原请您承担，因您行政事务繁忙，暂缺。现在，您有条件写这本论著了，希望能满足大家的愿望。怎样？如蒙同意，我即与王韶松联系。”
　　　徐先生从1960—2006年写出和出版著作9部,有教材、文集和专著，其中8部是1990年后完成的；共写出和发表学术论文74篇,1960—1990 年发表29篇,主要是研究历史语言学的论文,其中10篇刊于《中国语文》,7篇刊于《语文研究》。1990—2006年发表45篇,主要是研究字本位的论文,其中零篇刊于《中国语文》，6篇刊于《语文研究》。此外发表徐先生重要文章的还有《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文字应用》和《语言研究》等。由此可知徐先生的主要学术成就都是60岁以后完成的,足见他晚年治学更是勤勉惊人,创造力惊人!    徐先生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伟大的一生。他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中国语言学大师，因为他在中国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开创与系统建设、在汉语字本位理论和语义语法体系的创建以及在以比较与结合为中心的新方法论的系统创建等方面都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做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显著地超越了我们的前辈语言学家。徐先生的伟大在于他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的成就标志着中国语言学走上了一个真正走向世界的新的历史时期。
　　徐先生之所以能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就，取决于他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对学术的不懈追求，取决于他创建的语言研究的新的治学之道，其内涵我认为主要包含：（1）以创造与超越为目标。只有创造才能超越前人，要超越前人首先要超越自己。这是照耀徐先生学术道路的灯塔。（2）勇于否定自己。这是我国学界第一难题。一般人是有了成就自己守住，自己不动，也不准别人动。徐先生用最后16年的研究毅然否定了前半生的成就。他创建字本位理论系统的过程颇像乔姆斯基,不断用新的认识否定前面的认识。这在中国学界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因此我们只能说徐先生的精神境界崇高。（3）最高追求是建设系统的理论。这是中国学界第二难题。在对待理论和语料的关系上徐先生改变了过去两种错误做法，既不是用外国理论解释汉语，也不是以“务实”为方针停留在对语料就事论事的分析上，满足于把点滴的“看法”当成理论，而是用先进的理论与方法去审视语料，通过对语料的分析，提出新的或改造旧的范畴与命题，再用演绎法去验证与扩展其普遍性，而后由点到面研究与构建分级的范畴系统，使理论逐步系统化。（4）比较加结合的方法论。这是中国学界第三难题。中西医结合，西医将要吃掉中医；中外文论结合，中国文论几乎失去了自己的学术话语；中西哲学结合，结果有人说中国没有哲学；中西语言学结合，西为共性，中为特性，百余年我们“跟着转”。徐先生探讨了多层面多角度的比较与结合问题，实践并总结出包括微观、中观、宏观等多层次的一系列有效的研究方法，解决了吕叔湘先生他们一代语言学家都为之发愁的“结合谈何容易”的重大难题。请看徐先生(2005)在“汉语字本位研究丛书”总序中对“结合”的精辟阐述：“结合应该是学术思想的相互渗透，从不同传统中吸取自己所欠缺的理论和方法，融会贯通，从中找出驾驭不同传统的语言共性结构原理，建立新的理论，既能解释不同传统的异同的成因，又能开创新的研究前景，推进语言学的发展，犹如希腊-罗马传统与印度传统的结合催生历史比较语言学那样。所以，结合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理论创新，汉语研究没有因西学东渐而实现这样一种理论创新，说明中国现代语言学还没有找到汉语研究传统和印欧语研究传统相结合的正确途径。”[1]（5）笃信“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中国的老师不大喜欢学生超越自己，中国的学生想但没有足够勇气超越老师。这也是中国一个落后的传统。徐先生在实践中打破了这个传统，读他的文章和书你不可能不感到他对前辈学者、对自己的老师（比如对高名凯与朱德熙等）都做到了既十分尊敬他们，充分地肯定他们的贡献，虚心学习他们的优点，又能看清他们在治学方法与研究课题等方面的弱点与缺陷，采取避免与超越的办法处之。对学生，他上课鼓励学生发问，参与讨论；他写文章写书，发动学生挑错误，提意见。（6）积极并善于从自然科学和其他学科中吸取营养。徐先生一贯重视这个问题，他常用“科学思潮和语言学的发展”一类的小标题来阐释科学的进步对语言学的影响。在《语言学是什么》第7章，徐先生以“科学思潮的更替和语言学的发展”为第2节的标题，讲述了历史比较语言学（谱系树说与波浪说）、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论和拉波夫语言变异理论等如何接受了生物学进化论、物种变异、量子论、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科学思潮的影响。还引用了普里戈金的原话来说明科学研究要改变“拆零”的方法，要“把研究对象从理想状态转为实际状态”[24]。在《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的“绪论”中，徐先生专列了一节“科学思潮的发展和语言理论研究”来讨论科学思潮和语言研究的关系。他最后说：“仅仅一个世纪，语言学紧随科学思潮的发展，对语言特点的认识就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何深化语言特点的认识？如何使语言学的发展与科学思潮同步？如何使语言研究的成果易于和便于为其他学科所接受 、所运用？等等，都将会对语言研究提出新的要求。”[23]徐先生创建的这个新的治学之道决不止这6条，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粗浅认识，提出来希望大家研究与继承徐先生的学术遗产，以促进我们语言学队伍的建设，更有效地推动我国语言学的发展。徐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徐先生的精神永垂不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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