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杨自俭先生七十华诞专辑

高处风景会更好
　　　　　　　　　　　　　　　　　　　——七十抒怀

杨自俭

　　
　　今年是我的古稀之年，也就是孔子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但我远远未达此境界。孔子把人生分成6个阶段，从出生到15岁为第1阶段， 70岁以后为最后的阶段，不知不觉我已经走到人生的最后阶段了。人生真的苦短啊！
　　60岁时我应张后尘先生之约写过一篇六十抒怀，题目为《自知之明难才贵》，人最难的是有“自知之明”，因为最难，所以才珍贵。围绕着这个思想我思考了为人为学的8个问题：热爱生活，热爱职业；要尽量说真话办真事；要有较高的奋斗目标；要一辈子下功夫认识自己；要能吃苦，还要能吃亏；要讲究方法；要谦虚谨慎；要勤于读书写作。这8个问题饱含了我为人为学的经验教训，也渗透了我对人生的体验。我在文中说：“人生是一座看不到顶峰的大山，一辈子是爬不到顶的。”我认为人一生永远不能满足现状，包括退休以后，都应该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向前走，一直走到生命的结束。我一直深感为人为学，必须为人在先，所以我永远笃信：“道德之光能燃起智慧之火，一切道德高尚的学人必将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取得成就，从而使学术生命放出灿烂的光辉。”
　　这10年似乎过得更快，因为事情丛集,要上课，要写文章，还要开很多会（包括学校院系的会和学会的会等）。这段时间也正赶上我校外语学院和文学院从本科教育向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时期，需要大家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当然我就得跟大家一起忙活①。我2006年1月退休，同年7月3日我上完了最后一次课（“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从此结束了我从教中小学到教大学40年的教学生涯。这10年为本科生讲了7门课，为研究生讲了3门课，指导了两届8个硕士生，发表了72篇文章，其中序文39篇，出版了10本书，除了重译的《印度之行》和“数量”范畴的汉英对比研究（为赵世开主编《汉英对比语法论集》第6章）之外，其他都是文集，主要是选辑的别人的成果。看起来数量不少，但属于我自己的能留下产生影响的可能了了无几。退休这两年也还是一直很忙，主要忙于三类事情：协助夫人做点家务，对老人尽我的孝心；读书写文章（读别人的书稿较多）；应邀外出讲学（这两年讲了70多场）。我写的讲的主要是对比语言学和翻译学这两个学科的基本范畴、理论构建、理论史和研究方法、翻译教学、研究生培养等问题；中西哲学、文化与逻辑比较研究；此外还有中外语文教育及其改革问题、成才之路、治学之道和教学与科研之法等等。为了更好地认识过去，也为了有利于走好我最后一段路程，我想就我经历过的、正在经历的和正在思考的一些问题谈谈我的体验和认识，也希望这些问题能引起年轻朋友的思考。
教与学。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称号很光荣很伟大，但要做到名副其实极不容易。我赞赏蜡烛的献身精神，但不主张毁灭自己②，我更推崇“教学相长”，因为其中包含着“学然后知不足”和“教然后知困”，这会让你不停地奋进，不停地攀登。一个好的教师，一定是自己学得好，教得好，让学生学得好。要做到这三好，就必须把教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做好。前者是寻找教好学好的规律与方法，是教学水平的体现，后者是寻找学科发展的规律，是学术水平的标志，是教好学好的基础和保证。 我还赋予“教学相长”另一层含义，就是教和学（即教学和科研）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多年的实践使我深深感到只有教学与科研结合得好，才可能使教学逐渐接近或达到生动性（学习兴趣的来源）、系统性（能力与智慧的来源）和批判性（创造力的来源）这个三性的标准。
　　教与学的场所是学校，不是政府，也不是企业。所以既不是做官的地方，也不是发财的地方，而是培养人才、创造知识、批判社会的地方。只有学校跟世俗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培养的人才才能改造社会之顽疾，推动文明之发展，不然学校的性质就会改变，性质改变，就意味着百姓苦难来临。
　　　2．读书与写书。
　　我读小学时知道高尔基说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么读书就应该是每个人进步的阶梯。“人生世间，耕读当先”，这是真理，不可改变。“鄙视书，不读书，这是一个深重的罪过。由于这一罪过，一个人将终身受到惩罚；如果这一罪过是整个民族犯下的，那这个民族就要受到自己历史的惩罚。”（约瑟夫·布罗茨基）。千真万确，不读书就是一种罪过，实际就等于慢性自杀。现在学校里读书风气不太好，这是由于“工具理性”（实际就是“金钱理性”）过分张扬，高层文化（实际就是“价值理性”）的导向作用严重萎缩，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快速向低俗化、物质化、动物化方向发展而造成的。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必须保持清醒，不要迷失方向。读什么书和如何读书是伴随我们读书人一生的极其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实际就是知识结构建构和优化的问题。我年轻时不懂，后来知道了就开始补课，并总结出“四步读书法”③，但终究是晚了。我1952年开始读哲学，虽然没读出水平来，但是我得益不少：激发了求知欲望，拓宽了生活视野，催动了理论思维，坚定了人生价值信念，升华了人生境界。哲学可以让你站得高看得远，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理得顺。哲学思维的更新是其他学科产生与发展的先导，特别是基础学科，这已为科学史所证明。说到写书，很惭愧，至今我还没有一本自己写的书。但著书立说的愿望尚未放弃。关于写书我有两个想法：（1）我追求三步走：自己写文章；选编他人的文章；写自己的书。现在第2步还没走完，所以书还没写。（2）我追求写书前力争基本明白3－4个系统：所研究学科的理论系统；学科史与学科理论史系统；本硕博教学系统以及学术史系统。前3个系统我尚未做到基本明白，第4个系统还需要下很多工夫，所以写书时间尚早。
　　　3．理论与实践。
　　我过去误认为理论都是直接来自实践，不知道公理系统可以通过逻辑推理产生理论④。另外我还长期误认为理论只有一个指导实践的功能，而不知道理论还有预测（理论的灵魂）、认识、解释、批判和方法论功能。先秦墨家逻辑没走上形式化的道路，从而固化了我们民族的“观物－取象－比类－体道”的思维方式，形成了重实践（使用）轻理论的文化、教育和学术传统，致使我们今天竟然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理论消费大国”⑤。这个传统的影响不可低估，因为它根植于“官本位”并受其保护。我学习语言学靠的是读书本，缺少田野工作（fieldwork）训练,所以微观研究很难做得精细，理论研究也感证据不够充分。翻译我虽然做了些实践，但数量少而又文体不全，因此翻译的微观和宏观研究都受到影响。基础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基本范畴研究，主要是3项：范畴史研究；旧范畴改造与新范畴创立；范畴之间关系（即理论系统）的研究。学科建构和独立的主要标志是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与定位问题。这些认识是我在理论研究中获得的，正在受到实践的检验。翻译实践和译论研究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作，二者决不是因果关系与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互补相促的关系，因此没有高低之分。人为的把二者对立起来，那只能是幼稚和愚蠢的表现。
　　　4．微观与宏观。
　　中学时代我曾对宇宙的起源和物质的微观结构产生兴趣，后来虽然没走上研究天文学和物理学的道路，但给了我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思想。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就逐渐养成了在为人上重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在为学上重视学科和人类知识系统的关系、三级学科和一二级学科的关系以及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关系。我们的传统学问主要是考据、义理和辞章。这个传统一直传到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一代和王力、吕叔湘、钱钟书、季羡林一代，他们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重微观轻宏观、重具象轻抽象、重体道轻构建理论系统的缺点都没有太大的改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跟在外国理论后面转的风气还很浓厚。微观研究是基础，宏观研究是导向。微观研究起步，逐步进入宏观研究，然后是再微观－宏观－微观－宏观……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但还应注意两点：（1）微观和宏观只是一般的划分，二者之间还有中观，宏观之上有更高的宏观，微观之下有更低的微观。要用系统论看待大小系统和上下层面的关系，这才比较符合实际。（2）还要特别重视微观和宏观两种研究结果的反差，这很可能是使研究深化的良好契机，所以二者可以同时进行并应有意识地对照两种研究成果。
　　　5．古与今。
　　贯通古今是我们的学术传统，我们上一代学人大都博古通今，但到了我们这代人就古今断裂了，语言上割断了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生成性和养成性关系⑥，文化上基本放弃了以儒与道为核心的文史哲优良传统。我们学外语的还有贯通外国语言文化古今的问题，由于一个时代过分强调了“厚今薄古”，所以对西方古代语言和古典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也大大弱化了，甚至取消了。由于我处在这样的时代，再加我个人认识迟钝，没有抓紧补课，所以要想做出对将来很有影响的成绩那几乎是不大可能的。希望中青年学者早一天看清这个问题，努力做些补救。
　　　6．中与外。
　　历史上两次中外文化交流，培养了一些贯通中外的学问家。我们上一代学者除博古通今外，还大都学贯中西，可到了我们这代人就中外分家了，出现了吕叔湘先生“深为忧虑”的中外文“两张皮”问题。不但学中文的不关心外语界的研究，学外语的不关心汉语界的研究，就连外国文学也分设在中外文两个系，语言学竟然按语种分设在中外文各系⑦，致使我们学外语的难于胜任中外文化交流使者的重托。我虽然读了中文和外文，但时间都在文革期间，再加我努力不够，知识结构有严重缺陷，所以不论教学还是科研都时常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马氏文通》以来割断了跟中国传统语言学的联系，一直走着“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吕叔湘）的道路。这条路不能再继续走下去了，这样中国语言学何年才能走向世界？有一条我坚信不疑：对大多数人来说，研究外国的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有用的手段，建设和发展我们自己才是目的。以研究外国的为目的并没有错，但要做到叶斯泊森和高本汉那样的水平⑧那是极其不易的。但是不管怎样，要想做出较大的成绩，必须走古今结合和中外结合的道路。在这方面徐通锵先生给我们作出了榜样。
　　　7．文与理。
　　中国文理兼通的学者比较少，因为古代重文轻理，后来尤其是解放后又重理轻文。西方的科学家大都是哲学家，中国的哲学家大都不在理科在文科。王力先生说他吃亏就在于没学好数理化，乔姆斯基语言学为什么在中国研究的人很少？原因就是语言学研究队伍中懂数学的人太少。我曾几次想学高等数学和数理逻辑，由于决心不大，一直没有入门，所以至今不会用数学方法做学术研究。人才学中说过一种现象，数理基础好的人研究文科都会有杰出的成就。希望中青年同志下决心有计划地走进理科某个领域，以开拓研究的新天地。
　　　8．博与专。
　　这个问题伴随了我们一辈子，读书时感觉知识不少了，一做研究就感到不是缺这个就是缺那个。主要原因就是文理过早分了家，文史哲分了家，中外文分了家，语言文学也分了家。这样建立的知识结构明显过于狭窄，很不适应当今时代的要求，因为现在的科学研究到了高度综合化和高度专业化相结合的时代，博与专的关系就成了格外突出的问题。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是学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不断调整和优化知识结构以适应时代需求的的过程，是学者一生建设自己的大事。
　　　9．目的与手段。
　　学术中有“学”与“术”之分，知识有理论与技术两种形态，自然科学的本质是必然，人文科学的本质是自由。我国学术传统的主要缺陷一是政治和伦理化倾向，二是技术化倾向。学术研究的动力应来自兴趣，兴趣的源头是内心的精神追求，只有把学术研究视为天职与生命的人，才可能有这种精神追求，才可能为学术而学术，才可能甘愿为之献身。实现这个目标的条件是社会提供给学者比较充分的独立与自由，这是人类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学术的发展在于学术是否独立，独立的关键在于学术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严复已有“学本术末”的思想，章太炎分清了“求是”和“致用”，但“致用为先”，陈寅恪就明白昭告天下：学术之独立实系吾民族精神生死大事。陈寅恪的昭告76年过去了，但我们并没有较好地解决学术研究是目还是手段的问题，所以学术官僚化和商业化倾向依然十分严重，因此刘梦溪先生仍然要明白昭告我们：“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大关键处，还在于对学术独立这个问题采取何种立场。”“学术是否独立，首要的是能否把学问本身作为目的。” 我们应该坚信，我国的学术一定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但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
　　　10．精神和物质。
　　一种文明的结构一般分为物态、制度、行为、心态（即精神，包括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4个层面，其生成或转型的顺序都是从物质到制度再到行为和精神的。人类文明史告诉我们，一种精神文明或学说如果没有对超越精神的追求，没有对形而上理性的崇敬⑨，那它就必然短命。即便迎合社会一时之需，甚至一时非常显赫，但决逃脱不了被历史淘汰的命运。儒家是“内在超越”的文明，基督教是“外在超越”的文明，所以二者并肩比列共同立于人类青史。马克思批判过的商品拜物教，近百年来并没有弱化，反而更加发展了，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全球化加剧了精神生活物化的趋势。人们所崇拜的不再是高尚和神圣的精神和行为，而变成了金钱和物化了的官位、明星、偶像、名牌、感官愉悦、自我迷恋等等。这说明现代物质文明还没有生成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这个民族在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中还有来自传统的障碍，我称它们为三座大山：官本位；三个和尚没水吃；重使用轻理论。从古至今我们这个民族已为此付出了极其沉重的历史代价，作为现代的人文学者我们肩负着推倒这三座大山建设现代文明的历史重任：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批判以享乐主义为核心的虚无主义价值观，汲取我国传统精神文明和人类精神文明的精华，实行古今中外结合，建构适应并促进现代物质文明健康发展的现代政治和精神文明。
　　　11．名权利。
　　人类创造了几个最美好的词语：真、善、美，其反义词应是假、恶、丑，但我们习惯地说成“假丑恶”。如何追求真善美，避免假丑恶？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对待和处理名权利的问题，因为国家、民族和个人的所有是非、灾难与罪恶都根植于它们。首先要重视和保护个人合法的名权利，要深知权力的本质是百姓的信任和委托，其功能是推动事业发展，为百姓谋利益，它要严格受制于道德、法律、法规和百姓监督。利是合法的劳动报酬，同样严格受制于道德、法律与法规。名是百姓对你给社会所做贡献的奖赏，是劳动成果的副产品，其价值远在成果之下。其次要懂得名是被给予的，不是个人索取的，凡用不正当手段骗取的名，不管它一时多么显赫，但绝对逃不掉身败名裂的历史惩罚。道森虽骗取殊荣（原始人发现者）40年，但却永远被钉在了人类文明史的耻辱柱上。这都是社会的公理与公德，是做人不可超越的底线。谁都知道超越这道防线就会走向假丑恶，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冒险超越这道防线呢？我想原因可能有三：一是他们暗暗放弃了内心世界中对高尚与神圣价值观念和崇高与美好理想的敬仰与追求；二是他们逐渐解除了精神境界的防线（内在的约束），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名权利色的浸泡与腐蚀；三是名权利色的欲望日趋膨胀，开始并渐渐突破这道做人的底线（外在的约束），一步步走向假丑恶的道路。我做院系领导期间时刻警惕权力对我的侵蚀，时刻牢记爱因斯坦的话“金钱只能唤起自私自利之心，并且不可抗拒地会招致种种弊端。” 我一生信奉并恪守我的这个座右铭：“淡泊自守抛得寒暑辛苦，清贫无忧但求老来无愧。”现在追求名权利的风气太盛，甚至不择手段地追求一夜成名，有些青少年甚至中老年都中毒很深 ，反却颇为得意，实在令人惊恐与悲哀。
　　人类的伟大在于创造了形而上学这样的理性，它的非功利性理念的发展引领人类走过了古典的“神学”和近代“知识论”⑩的漫长历史。当今现实生活的功利化和技术化在向理性挑战，在用物化的大众文化改造着我们的精神和生活，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哲人来构建崭新形态的形而上学，以开创人类精神文化的新时代。
　　人应该追求崇高的境界，因为它是力量的源泉，美的园地，幸福的家园。我很欣赏李翱的诗句“选得幽居惬野性，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望月披云笑一声。”这是一种令人向往的治学忘我的境界；我也欣赏李白的诗句“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是一种脱离了世俗的敬业的境界。我个人体验较深的是如下的境界：学习着是愉快的，工作着是美丽的，创造着是幸福的。但最高的境界应该是“真理是最高的幸福，也是其他一切幸福的来源”。（车尔尼雪夫斯基）做人要追求高尚的道德，做学问要追求真理，真理是道德的基础，道德是真理的体现。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为人为学之道。
　　这是我对过去和现在的思考与小结，也包含对未来的憧憬和忧虑，限于我的水平和能力，对许多问题还没有想清楚，所以以上的问题都说得比较粗浅。
　　人生易老天难老，难老易老都得老。老年尚需再登高，高处风景会更好。

注释
1994－2006年间有10年我曾先后任中国海洋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兼国际语言文化交流学院（文学院前身）院长，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兼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和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我教中小学时常听看到一句话“教师就像一支蜡烛，照亮了别人，毁灭了自己”。我赞成“照亮别人”，但不赞成“毁灭自己”，我主张“教学相长”。
四步读书法：1）读入门书；2）读学科史；3）读学科理论史和名家名著；4）读学科前沿的名家名篇。
莱布尼兹把真理分为两类，一类通过理性和逻辑推理获得，不需要也不可能用经验来验证，他称之为永恒的真理。另一类是通过经验获得，他称之为事实的真理。
理论消费大国是指：我国高校现行学科目录12个门类，其中本科71个二级类共249个专业，硕博士学科目录88个一级学科。所有学科中除中医、中药的几个学科之外，所用理论几乎都是进口的。
生成性是说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发展来的这种渊源关系；养成性是指一个人的古文和白话书面语相结合的水平主要取决于他所受的教育。
中国大学把外国文学分设在中文系和外文系，把硕博士专业中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分设在中文系和外文系，在外文系就加上“外国”二字。
叶斯泊森（Otto Jespersen 1860-1943），丹麦语言学家。他对英语史和英语语法的研究有重大贡献。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1889-1978）,瑞典汉学家。他早年用汉语方言调查材料，写成《中国音韵学研究》，在中国引起极大反响。1936年由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成中文。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音韵学著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此外他还论述过古汉语语法、文字结构、假借字、字源学等等。他是外国学者中能直接阅读古汉语文献的少数人之一。
超越精神是指基于经验又超越经验的形而上的理性追求。儒家仁学除讲人的生理需求外更强调人的伦理和精神的追求，所以称“内在超越”。基督教文化是在人之外又有对上帝这个神的崇敬和追求，所以叫“外在超越”。
形而上学是人类的“精神形态”，它随历史条件和现实生活的变化而形成不同的样式。从柏拉图到中世纪称古典的“神学”形态，中世纪后称“知识论”形态。
　　                                 

     2007年12月30日写， 2008年1月5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