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期-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CACSEC）
简 报 （第二十五期）
主 编：潘文国 执行主编：罗选民 编 辑：张旭
秘书处挂靠单位：中南大学 办公地点：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目 录
一、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八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江西财经大学召开 张 旭（2）
二、东道主欢迎辞 司显柱（3）
三、江西财经大学校长欢迎词 王 乔（4）
四、新形势 新对策——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八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潘文国（6）
五、关于加强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合作的决议 （10）
六、关于第九次全国学术研讨会承办单位的决议 （11）
七、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八次全国学术研讨会总结报告 罗选民（12）
八、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八次全国学术研讨会闭幕词 潘文国（13）
九、探赜索引、追根溯源——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八次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述评
曾剑平 司显柱（15）
一、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八次全国学术研讨会
在江西财经大学召开
张旭
2008年11月7日至11日，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八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江西财经大学召开，来自全国180余名代表出席了大会。本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有二项：一、进行学术交流；二、研究与出版社合作的新办法。
11月7日上午，研究会在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术报告厅举行了开幕式，开幕式由本届大会东道主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司显柱教授主持、江西财经大学校长王乔教授到会致欢迎辞。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潘文国会长、杨自俭名誉会长、特邀佳宾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江怡教授和前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吕必松教授,以及对比语言学、翻译学、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等学科领域的一大批老中青三代学者出席了会议。大会首先默哀悼念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创会老会长刘重德教授，接着潘文国会长做了题为《新形势 新对策》的开幕报告，提到面对学科发展的新形势，学术研究应该加强时代意识、危机意识、问题意识和主体意识。他的讲话对学术研究具有指导意义。最后江怡教授和吕必松教授分别做了题为《当代语言哲学研究最新进展》和《汉语教学为什么要从汉字入手？》的主旨报告，介绍了语言哲学领域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领域的最新理论动向。
本次大会是在在国家推出汉语国际推广战略、双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以及翻译本科专业与翻译专业硕士学位、对中译外工作前所未有的重视等背景下召开的，其主题是：“新形势，新对策”。大会经常务理事会会前遴选，共接收论文180余篇。自8日下午起，分“典籍翻译”、“翻译与文化”、“实用文体术语译名研究”、“翻译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英汉语宏观对比”等六个专题举行了12场小组讨论会，报告采取个人发言，专家评议，听众提问的形式。8日晚与会代表又举行了一场专题论坛，就“字本位”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9日上午举行了两场大会报告，先后有8位学者宣读了论文。论文的题目分别为：《我们为什么提倡学习自本位理论》（杨自俭）、《关于“字”的一些认识》（严辰松）、《基本结构单位和基本结构顺序——汉英对比的认知研究》（孙文访）、《中西“权利”概念的相对等值内涵与沟通》（林巍）、《西语哲：如何被语言研究利用》（钱冠连）、《译经文学传统与近代英诗汉译》（张旭）、《翻译与创作：鲁迅小说篇章建构机制的现代转型》（黄琼英）、《语料库翻译学的范式理据与范式体系》(武光军)，每个报告均由专家进行现场点评。
9日下午，与会代表又就“语言哲学、翻译研究”、“英汉语言对比与翻译”、“翻译教学与其它”、“英汉语微观对比”等五个专题举行了10场小组讨论会。此次大会共有180余位代表宣读了论文。10日上午为专家集中答问时间，采取的方式是由专家集体上台，由代表分别提问并以点名回答的办法，请专家即席就有关问题进行有针对性地回答。涉及的问题既有针对某篇专门论文的，也有带有普遍意义的；既有认识上的，也有方法论上的，但更多的还是集中在研究方法上。
此前在11月7日晚，研究会举行了常务理事会议，讨论了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进一步加强合作问题。同时出版社方面将为学会出版三个系列的文丛，包括：1）会议论文集；2）会刊；3）《英汉对比与翻译研究新视野》文丛。
10日上午10点举行了闭幕式。首先由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罗选民教授做了大会总结。接着会长潘文国教授宣读了常务理事会决议，决定下届年会将于2010年在宁波召开，由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和王文斌教授具体负责承办。另外2010年5月在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举办“英汉对比与翻译高层论坛”兼常务理事会审稿会，由文卫平教授负责承办。
10月10日下午，与会代表赴英雄城南昌进行了文化考察，分别参观了滕王阁等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遗址，会议于当日下午圆满结束。
二、东道主欢迎辞
司显柱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代表，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在这金秋送爽, 丹桂飘香的季节，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英雄城南昌，临江西财经大学，出席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八次全国学术研讨会。我谨代表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向出席本次会议的领导、学者和代表表达最热烈的欢迎。
参加这次大会共有210余人，既有卓有建树的前辈，也有初出茅庐、奋发向上的青年才俊。赴会者积极响应大会征文通知，目前组委会已经收到专题论文185篇，涉及英汉语言比较、翻译研究、跨文化对比等方方面面，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都十分令人满意。这次大会不仅是我国英汉语比较、翻译研究、跨文化对比等领域的一次盛会，更是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发展的一次难得契机，各位前辈和英才的光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你们的真知灼见必将推动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学科建设。借此机会，请允许我向各位简单介绍下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成立于2000年，现有专职教师114人，其中，教授9名、副教授23名；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者4名，在读博士生12名；硕士生导师8名；其中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2名，江西省高校“十一五”重点学科带头人1名，江西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1名，江西省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3名，校中青年骨干教师2名，校 “教学十佳”7名，校 “科研十强”1名，校“青年教师五强”2名。
学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复合型外语人才为宗旨，走内涵发展之路，近五年来，在英语教学和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走在同类院校的前列：《大学英语》与《翻译理论与实践》课程获江西省精品课程称号，大学英语实验教学中心被评为江西省高校示范实验室；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成效显着，2007年6月我校被教育部高教司确立为全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示范点项目学校”；英语（经贸方向）专业2004年被江西省教育厅确立为“品牌专业”，英语语言文学学科2006年获硕士学位授权点，同年被江西省教育厅批准为江西省“十一五”重点学科。
秉持“搞好教学是立院之本，做强科研是强院之路”之理念，围绕学科规划，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开展科研攻关，近年涌现出一批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翻译》、《当代语言学》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150余篇，完成省、部级课题50余项，出版学术专着4部，译着9部，教材10部，获省级优秀科研成果奖10项；另外学院还承担在研各类课题20多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1项，主编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十一五”规划教材2部。
虽然在学科建设方面我院在学界同仁的关怀与支持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放眼全国，差距巨大，任重道远。尤其是在欠发达的中部地区推进此项工作，仍然困难重重。我们衷心盼望能借此次大会的东风，得到各位专家和同仁一如既往的扶持和帮助。
1988年,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的前身英汉比译学会在江西井岗山成立，20年后的今天，本领域的专家学者又一次踏上了江西的红土地，走进了江西财经大学校园，至此，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学界走完了一段圆满的历程，在此，我衷心祝愿本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祝愿各位在南昌度过一段美好的光阴！谢谢大家！
三、江西财经大学校长欢迎词
王 乔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代表，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十一月的金秋齐聚一堂，隆重举行“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八次全国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主要围绕英汉语言对比、文化对比和英汉互译等三大领域的理论与应用研究，进行广泛研讨，开展学术交流。来自境内外的专家、学者将作精彩的学术演讲，为我们带来许多新的学术信息，向我们传授治学的理念和方法。在此，我谨代表江西财经大学党委、行政以及全体师生员工，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来自境内外的各位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
英汉语比较对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研究都有着广泛的影响。自1994年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成立以来，研究会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名家辈出，举世瞩目。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所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为不断加强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这一届学术盛会在南昌召开，也必将会对学术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江西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但却是一个文化资源大省，哺育过很多的历史名人。比如：著名诗人陶渊明，著名文学家和史学家欧阳修，政治家和思想家王安石，戏剧家汤显祖，词人文天祥等，他们都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宝藏。在语言学领域，江西也曾经涌现出像主持修撰《广韵》的陈彭年等杰出的语言学家，历来为不少语言学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例如，现当代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罗常培先生都曾经来过江西，就江西临川的方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值得提到的是，被潘文国会长称为“为汉英对比建立起第一个比较成熟的研究框架”的著作《汉英对比研究与翻译》正是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作为地处江西的财经类高校，我们也一贯注重语言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我们成立了翻译研究所，出版了一批学术专着、译着和学术论文，获得了20余项国家及省部级课题；获得省级以上科研奖励20余项。这次研讨会在我校召开，对我校语言与教学的研究工作，无疑将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真诚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借此机会，请允许我向各位专家、学者简单介绍一下江西财经大学的总体情况。
江西财经大学是一所财政部与江西省共建，以经济、管理类学科为主，法、工、文、理、农、教育、哲学、历史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的前身为1923年秋创办的江西省立商业学校,1958年成立江西财经学院，1996年更名为江西财经大学,是一所由财政部与江西省共建，以江西省管理为主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校坐落英雄城南昌，东临赣江碧水，西接梅岭烟霞，北纳锦绣庐山之灵气，南得雄伟井冈之精神，有蛟桥园、麦庐园、枫林园、青山园四个校区，占地面积2240余亩，建筑面积88.5万平方米，校园依山就势，错落有致；层重叠翠，湖光潋滟，是全国绿化300佳单位之一。悠远恢宏的春秋园述说着八十多年的桃李春秋，大气磅礴的新校区展示着昂扬向上的发展活力。
学校的办学定位是：以经济、管理类学科为主，建设一流多科性教学研究型大学；以本科教育为主，不断提升办学层次；以培养创业型人才为主，打造区域人文社会科学中心；以立足江西为主，面向全国发展教育。
学校设有工商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等18个教学单位，拥有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等3个博士后流动站；管理科学与工程1个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产业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财政学、西方经济学、会计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经济管理决策与分析、管理理论与企业管理等9个二级博士学位授权点；53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包括MBA、MPA、JM、MPAcc等4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6个一级学科硕士点）、46个本科专业（其中国家管理的专业8个，江西省品牌专业17个）；拥有3门国家精品课程(运筹学、审计学、数据库系统及应用)、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个国家级特色专业 （金融学）、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国家级人才培养试验区、16个江西省“十一五”重点学科 、4个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1个江西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江西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和4个江西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具有推荐本科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资格，可以推荐硕博连读；为全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示范点项目学校和教育部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之一。
学校面向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招生，其中21个在重点批次录取。至2007年7月有各类在籍学生30947人，其中全日制在校生22966人（其中本科生15551人、研究生1549人），成人教育学生8014人；学生来自32个民族。
学校现有教职工2153人，其中专任教师1340人；专任教师中有教授199人，副教授334人，博士生导师53人、硕士生导师322人；1人获首批“国家级教学名师奖”，2人为全国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2人为全国模范教师，8人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3人为全国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3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71人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43人为江西省中青年骨干教师，13人为江西省“高校教学名师”，13人为江西省百千万第一、二层次人才；教师中有博士301人，硕士553人。师资队伍结构合理，学术造诣较深，教学经验丰富。
当然，同与会的专家所在单位相比，我们还存在很大差距，特此恳求各位专家对我校的人文社科建设多提宝贵意见。
最后，预祝本次学术研讨会取得丰硕成果，祝各位专家、学者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四、新形势 新对策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八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潘文国
(2008年11月8日 南昌)
尊敬的王乔校长、尊敬的吕必松教授和江怡教授、尊敬的杨自俭名誉会长、各位专家、各位同仁、各位朋友：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八次全国学术研讨会，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在江西财经大学及财大外国语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在雨过天青、秋高气爽的今天，在著名的英雄城——南昌顺利召开了！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学会常务理事会，向江西财经大学及王乔校长、向财大外国语学院及司显柱院长，向积极筹备这次会议的财大外国语学院全体领导班子成员和广大师生，向长期以来积极支持学会发展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各家出版社、杂志社的负责人，表示诚挚的感谢！并热烈欢迎应邀为这次大会作专题演讲、远道而来的著名学者吕必松教授和江怡教授！同时也热烈欢迎光临这次会议的在座各位专家和学者！
这次会议从去年年初开始筹办。常务理事会在广泛征求议题的基础上，于七月发出了征文通知，承蒙全国包括《外语与外语教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教学》、《修辞学习》、《外语学刊》、《上海翻译》，《北大中文论坛》、《百家网》、《国际会展网》，南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以上为不完全统计）等在内的几十家杂志、高校和学术网站的的支持和转载，学会内外反映热烈，至今年五月份在宜昌三峡大学召开审稿会时止，共收到应征论文185篇。审稿会后陆续又有一些论文投寄到会议筹委会，总数已经超过了200篇。限于协办单位的接待能力，我们没有能够让所有投寄论文的朋友都能来南昌参加会议。但是会议仍然不得不一再扩大规模，今天实际到会人数已突破了230人！在这里，我也要代表常务理事会和会议筹委会既向大家的积极来稿表示感谢，又要对未能来参加会议的朋友表示一定的歉意，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支持学会工作的开展。
在征文通告中，我们为本次研讨会设定了三个方向的议题，其中英汉对比与语言哲学方向有6个子议题，英汉翻译与语篇对比方向有7个子议题，中西文化对比与典籍翻译方向也有6个子议题。同时我们为会议设定的总主题是：“新形势、新对策”。从会议收到的200多篇论文看，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三个方向的议题做的，审稿会上确定的大会报告和分组报告也都按这三个方向来安排。这里我想主要就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新形势、新对策”，谈谈我个人的一些认识，然后就三个方向的议题，简单谈谈看法。
很多朋友已经注意到，学会的每一次研讨会，在具体议题的基础上，都有一个总主题。例如2002年上海会议的主题是“新世纪、新趋势”、2004年重庆会议的主题是“继承-借鉴-创新”等。如果说具体议题的设立是给大家撰写论文在内容上提出建议，则总主题的设立更是一种战略上的考虑，希望成为某一阶段从事具体研究的指导思想。例如2002年的主题是站在世纪之交对未来的展望，2004年的主题是着重解决中外古今的结合问题等。“新形势、新对策”，是希望对我们今天和今后一段时期的研究提供一些宏观上的参考意见。
“新形势”也许是一句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也可以常谈常新，在今天可能更有特别的意义。“新形势”包括学科发展面临的新理论、新动向、新趋势、新潮流，也包括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新局面，甚至更主要等的是指国际国内的的新局面。我们搞学术的，往往认为或者希望学术研究是纯粹的、科学的、客观的，不要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局势变化的干扰。其实不然。政治、经济局势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也许不是直接的，但往往是潜在的、长远的、深刻的，甚至有着不可预见的制约作用。今天的国际国内局势，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它对世界特别是中国的学术研究会产生什么影响，现在还难以预料。也许再过若干年，回过头来看今天，我们会有更深的感觉，会庆幸自己赶上了这个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时刻。当前形势在国内的突出表现可说是反思与前瞻。改革开放到今年正好是三十年，“三十而立”，是人生走向成熟的标志。改革开放也是如此，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但三十年来产生的问题也不少。形势大好，问题成堆。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是到了一个需要认真思索的阶段。党的十七大号召全党全国认真总结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就是在为迈开新的步子作准备。这一号召对于我们学会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也许是巧合，我们学会成员所主要从事研究的三大学术领域，英汉语言对比研究、中西文化对比研究、翻译研究，几乎都是这三十年的产物，或者说是在这三十年里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语言对比研究始于1977年吕叔湘先生的著名讲话，这是大家最熟悉的；文化对比研究深受八十年代全国“文化热”的影响；而翻译研究是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中国激起的波澜！对三十年来这些领域研究的成败得失进行充分的总结，将直接影响我们今后的步伐和方向。学会在前年烟台会议以后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合作，选编一套《英汉对比与翻译研究》系列文集，主要就是为了对三十年来这三大领域的发展作一个阶段性的回顾与总结。在杨自俭、王菊泉两位总主编、在各分册主编的努力及出版社的配合下，文集的编纂、出版进展顺利，八个分册陆续进入了出版程序。其中两本这次会上已经发到了大家手里。当然，这套文集的出版只能说是对三十年来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还不能说是全面深刻的总结。真正的总结还有待于我们的共同努力。
“新形势”在国际上的表现是，世界可能正在出现二战以来的最大变局，国际秩序、特别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可能正在出现重大变化。中国由于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科技进步，已经引起举世瞩目；今年以来北京奥运的巨大成功、“神七”发射和太空行走的实现，更使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中国制造”商品的无处不在，也使中国迅速融入世界，成为国际社会中难以自外的一个成员。另一方面，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正在冲击着世界经济秩序，不仅挑战着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甚至在冲击着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资本主义出现了信心危机。温家宝总理在会见美国财长保尔森时说，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加重要。这话由一个中国领导人对美国领导人说出，透露出的信息非常微妙。国外还有报道说，美国人已经开始认真研究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头脑清醒的人们都知道，中美在经济发展、总体实力之间的差距实际上还不可以道里计，赶上美国，在我们这代人看来还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但是，中美在国家自信心方面出现的“主客易位”，对人们的心理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一变化肯定会反映到政治和文化上来。
“新形势”在学术方面的表现，我认为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是人文精神的回归。一百多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科学主义甚嚣尘上，自然科学的方法被认为是唯一正确、唯一合理的方法，影响所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无不以能采用自然科学方法为指归。在语言学上，机械论的结构主义、工具主义盛极一时。只是到了二十世纪末以来，片面发展自然科学、技术至上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才逐渐呈现。全世界都为“现代化”付出了生态、环境、人文和社会伦理方面的重大代价，中国作为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教训也非常深刻。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使我们重新注意到了人的问题。以人为本成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当前各个学科的发展都出现了人文精神的回归。在语言学上，片面强调自然科学特性的结构主义理论被多数语言学家抛弃，形式主义的语义理论也被越来越多的语言哲学家所拒绝。后半世纪出现语言理论和语言哲学理论的新趋势，有人叫语用学转向，有人叫修辞学转向，还有人叫认知转向，实质上都是人的因素的回归。洪堡特语言世界观学说和沃尔夫语言相对论假说的复苏更是人文精神的重新得到弘扬。这些肯定会对新世纪的语言研究产生影响。在翻译学上，以文化转向为标志的当代翻译理论的兴起，其实质也是人文精神的回归，它冲破了自然主义、客观主义基础上的各种等值学说，使翻译研究出现了一个全新的面貌。
“新形势”在学术方面的第二个表现是中国意识的觉醒。这可以说是本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的最大亮点。其基础，一是经济发展带来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二是世纪之交对一个世纪以来学术发展的深刻反思。历史学界、文学界、哲学界乃至整个文化学界的学者们，在认真的反思中发现，一个多世纪来，我们这些学科的整个理论架构、术语体系、话语方式、兴趣焦点、乃至教育体制，几乎全部是西方的，中国传统的学问在西化的冲击下几乎荡然无存。面临着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的复兴，我们几乎拿不出真正属于中国自身的学术体系和价值体系，有人把这叫做是“一个多世纪来，中国知识人所感受的最大的创痛”，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焦虑感和急迫感。回归传统、发现自我，已成了当今人文学者的自觉追求。相对这些学科而言，这一个世纪来语言学的西化是最彻底的，而语言学者的觉醒也是相对最迟缓的。目前整个人文学术界的这个发展新势头必然会冲击到今后的语言研究，“中国因素”将会在学术研究中更自觉地得到体现。
“新形势”的第三个表现是对实践问题的关注。我们可以以翻译学为例来看这一个问题。三十年来，以文化转向为标志的翻译研究带来的最大变化是翻译理论的勃兴。这些年来西方翻译理论不断引进，本土的翻译理论也在翻新，特别是，一批翻译方向博士点的建立，使翻译理论的研究成了近十年来翻译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发现，文化学派有个明显的弱点，就是无法解决翻译的具体问题。这些学说感兴趣的都是一些理论问题、原则问题、背景问题、宏观问题，听起来头头是道，对于翻译批评、翻译史的重新认识也确实带来了许多新鲜空气。但其不足是无法给翻译实践者以具体指导。对于具有翻译实践经验的人们来说，这些理论可使他们的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从而进一步提高自觉性；而对缺少翻译经验、甚至根本没有什么实践的研究者来说，这些理论就有流于空疏的危险。新世纪以来，国内翻译专业或翻译方向的学位点增多，学术期刊的翻译栏目也在增加，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成批量地增加，空谈理论的苗头已经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忧虑。因而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些重新强调实践的呼声；而国际上翻译研究中新的语言学派，主要是语篇翻译派和语用学翻译派的得势，也说明了国际范围内人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在理论和实际结合方面积极作出新的努力。这一新趋势也会反映到我们的研究中来。
面临这些“新形势”，我们应该怎么办？这就是我们要认真考虑的“新对策”，即因应这个新形势，来考虑我们学科的发展及学术研究的深入。我个人认为，应该大力加强以下几个意识：
1、时代意识。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在真空中发生，所谓的“纯学术”研究根本就不存在。在历史上有许多人主张、或者自己以为是在进行“纯学术”的研究，但回过头去一看，他们的研究无不受到时代因素的制约。从研究课题的提出到解决的方案无一不是时代的产物，所有的理论最终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我们还真没有看到过超越时代的学术研究，包括最抽象的哲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只是研究者自觉和不自觉而已。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要自觉因应时代的要求，立足历史发展的制高点，看看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够做什么，我所从事的学科应该做什么、它又能够做什么。这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最优良的传统。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是要每个人拿起枪去打仗，而是每个人从自身的条件出发，自觉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为什么？因为一个肩负历史使命感的人，他的心情永远是沉重的。而一个没有历史使命感的人，就不会对自己提出任何高要求。当今社会出现了学术腐败、学风失衡等令人痛心的现象，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文精神的失落，如果每个从事研究的人，都有一种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吗？
2、危机意识。历史感和使命感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危机意识。有没有危机意识，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学科、乃至一个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光短浅的人是不可能有危机意识的。满足现状、小富即安，或者夸大成绩、自我陶醉，就是其种种表现。危机意识不仅体现在形势严峻的时刻，更体现在形势大好、发展顺利的时刻，甚至可以说，在形势大好的时候，尤其需要危机意识，要见微知着，发现大好形势背后隐藏着的问题苗头，才能明确自己的任务。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从各方面看，都是对中国最有利的时刻，有的人就开始飘飘然起来了。但实际上，在大好形势下面，中国自身面临的发展问题可说成堆，如果处理不好，随时都可能爆发出来。毒奶粉事件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只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例子。在学术研究上也是同样。如果我们只看到一百年来、或者三十年来，语言研究取得的所谓“成绩”，或者满足于今天引进一个新理论、明天介绍一个新学说，自以为这就是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深入，数量上似乎在不断积累，但质量上不知向何处去，这是十分危险的。老实说，在目前从上到下“强调”科研、强调论文发表数量和课题经费数字的情况下，我们更担心的是学术的虚假繁荣，在一大堆数字下掩盖的是空虚苍白的内容。这是新形势下学术研究面临的最大危机！
3、问题意识。学术研究要真正有所深入，关键在于要在时代、历史、现实、和学术自身发展的宏观背景下，真正发现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爱因斯坦说，在科学研究上，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后者需要更大的想象力和洞察力。一位研究者、一位学者要从事研究，却没有发现问题的能力，没有敏锐的问题意识，这是不可想象的。在学术研究中，没有比发现不了问题更可怕的了。我们的博士生、硕士生，我们的研究生导师的数量正在成倍、成十倍地增长，这方面能力的培养，应该引起我们十二分的重视！问题有真问题，有伪问题，这也是需要我们明辨的。真问题来自实践，来自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而伪问题来自想当然的想象甚至胡思乱想。在对比和翻译研究中最容易出现的伪问题是跟着西方走，一见到西方出现了一个新理论、新观点，马上就想，哎，这个理论能不能拿来解释汉语啊？一个研究“题目”就这样产生了。我们不能说，这样发现的“问题”毫无意义，但一百年来中国在语言学和其它学术研究方面“跟着转”的总根子，也就在这里。
4、主体意识。要彻底地摆脱“跟着转”的被动局面，真正让中国学者在世界学术研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必须强调主体意识，强调中国意识。前面说过，近些年来学术界进行世纪反思得出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一百年来我们所建立的整个现代学术体系、它的架构，是建立在西方学术基础上的。中国的传统学术被用西方学术的“筛子”筛了一遍，适合者存，不适者去，可以类比者则进行西方式的改造。以语言研究为例，传统的汉语研究以字为中心，分成三大部门：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二十世纪引进了西方的语言学，西方语言学以词为中心，也分成三大部门：语法学、语音学、词汇学。把传统语言研究用西方语言学“筛”了一遍的结果是：文字学因在西方语言学中没有地位被踢出了语言研究的殿堂；音韵学被改造成汉语历史语音学；训诂学则被拆得七零八落，分别分配到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风格学等里面（七、八十年代以后还要加上语义学、语用学等），而在传统研究中毫无地位的语法学俨然成了汉语研究的绝对中心。为什么？因为在西方语言学中就是如此的啊。这一梳理的结果，其好处是实现了中外语言学的对话，使汉语研究纳入了世界语言研究的潮流；其不足是造成了中国主体性的失落，更成为一百多年来学术研究上崇洋媚外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总根源。这一状况在各个学科都存在，在语言学研究中可能更加严重，因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也更加繁重。作为站在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第一线的我们学会，我们自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经杨自俭名誉会长建议，我们在本次研讨会上加进了一个内容，就是关于汉语字本位理论的讨论。除了特邀吕必松先生作专题发言之外，在大会报告中也安排了这个内容，此外还有一场专题的座谈。我们不能说字本位是一个已经完善的或者说唯一正确的理论，但它却是一百年以来第一个充分体现汉语主体意识的比较完整的中国语言学理论。我们期望更多的人能关注这一理论的发展。
最后，从对总主题的认识出发，我想简单谈谈我对三个方向今后研究重点的看法。我们学会现在成立了六个学科组，当然各有侧重。为了便于征稿，我们把它分成了三组。第一组是英汉对比与语言哲学方面。为什么把语言对比与语言哲学放在一起？这体现了我们的一个新认识，即语言对比研究归根到底要认识所对比语言的根本特点，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人类的语言。而这同语言哲学的研究目标从某种角度讲是一致的。我们更希望从哲学的高度和深度来认识人类语言作为一个总体（单数语言），以及各个具体语言如汉语和英语（复数语言）的特点问题。这是我们从事对比研究的最终目标。
我们把英汉翻译与语篇对比放在一起，也体现了我们对翻译研究的一些新认识，包括：第一，翻译研究不能走从理论到理论的抽象研究道路，也不能走囿于一字一句得失的纯技巧道路。语篇翻译研究也许是从连接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最好切入点；第二，对比研究是翻译研究的一个基础，翻译是对比研究为实践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比研究同样不能走空对空的道路；第三，从语篇出发，才能更加好地理解中译英与英译中的不同，两者需要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而这将是今后中国翻译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把中西文化对比与典籍翻译放在一起，实际上是为了更加强调典籍翻译的文化意义。中西文化对比研究的最终目标同样不能以求异为满足，而是要在差异中承认和发展文化的多样性，同时要积极寻找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可能性和途径。翻译就是达到各种文化彼此理解的重要途径，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典籍翻译乃至汉语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意义，这也是我们从事典籍翻译研究的深层背景。
各位同仁、各位朋友：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动荡而充满希望的时代，一个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代，一个中华民族重新崛起、走向世界的时代，一个中国有希望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时代，让我们以加倍的努力，为这个伟大时代增添一分光彩！谢谢大家！
五、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关于加强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合作的决议
(2008年11月9日常务理事会通过，江西南昌)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自成立以来，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得到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长期和坚强的支持，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认为，这一良好合作关系应进一步深化并制度化。经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商定，常务理事会作出如下决议：
一、 加强学会与出版社的全面合作，学会及学会成员将以积极的姿态，认真投入并完成出版社组织的相关课题和项目；
二、 学会鼓励本会学者参与出版社课题和项目论证、担任咨询专家、顾问和其它工作；
三、 出版社将为学会出版三个系列的文丛，包括：1）会议论文集；2）会刊；3）《英汉对比与翻译研究新视野》文丛。三个系列文丛的定位、宗旨和编辑原则分别在以下4-6各条中规定。
四、 会议论文集。为已出版六集的《英汉比较与翻译》论文集的继续，每两年出版一集。序号也继续以往6集的顺序，从第7集开始。编辑方针和编辑过程也大体应用以往模式，即由会长担任主编，承办单位的常务理事或负责人担任责任主编，相关学科组审稿人员担任组委会成员。由于学会第7次会议没有出版论文集，加上本次会议论文较多，拟第7、第8两集同时编纂，在第7集中酌收上次会议的论文。每次论文集收文35-40篇；
五、 会刊。采取以书代刊形式，暂定每年出版一期，视发展将来或改为一年两期。由会长和秘书长担任正副主编，副会长和各学科组正副组长及部分特邀专家组成编务委员会。并由一名出版社编辑和3-4名年轻学者或博士生组成编辑部，参与具体编辑工作。本刊的定位是打造学会的精品和品牌，发表以学会成员为主在相关领域的原创性优秀作品，每期收文不超过15篇，兼收书评。文章字数不受一般期刊规定的约束，可收高质量的长文，但总字数应在20-25万字左右。本刊的宗旨是以国外著名学术期刊为榜样，力争在3-5年内列入CSSCI核心集刊目录。刊名暂定《比较与翻译》，副标题“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刊”。
六、 《英汉对比与翻译研究新视野》文丛。这是杨自俭、李瑞华（1990）、李瑞华（1996）、王菊泉、郑立信（2004），特别是杨自俭、王菊泉（2008）的《英汉对比与翻译研究》系列丛书传统的继续。杨、王系列的八个分册可以说已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学会所致力的三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做了最全面最完整的总结。《新视野》则是在这一成果的基础上，及时总结这三个领域在未来一定时段内的新发展和新成果。初步拟五年左右编成一辑，每辑分上下两卷，分别为英汉对比卷与英汉翻译卷，各45-50万字。《新视野》与会议论文集、会刊等定位的不同在于，论文集基本上只收相关会议上提交的论文，范围较窄，而且由于历史原因可以容忍一稿两投，目的是为了反映学会的集团性成果，发现和培育新人；会刊只收原创性作品，以本会会员的论文为主，兼收外稿和约稿，坚持匿名审稿，反对一稿两投，打造学术精品；而《新视野》则为总结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展示学科发展的新成就、新动向。原则上只收已发表论文，范围不限本会会员，而遍及全国乃至海外。编写班子在原系列文丛论编委会基础上进行适度调整确定。
七、 三套文丛的启动时间。论文集第7、8集会后同时启动，第7集由杨自俭前会长任主编，鲁东大学肖德法院长任执行主编，在原经审读的论文基础上确定，不排除已经在其它地方发表的上次会议论文，进度应比第8集略前；第8集由潘文国会长任主编，司显柱院长任执行主编，各学科组负责审稿，2009年3月前完成学科组初审，7月前完成执行主编二审，10月前完成主编终审并交出版社，2010年第九次年会前出版。会刊由潘文国会长与罗选民秘书长负责筹建班子，考虑具体计划，争取2009年7月编出第一期，2009年年底前出版；《新视野》暂拟2011年启动，收集2008—2012年间的优秀论文，2013年出版第一辑。
常务理事会号召全体会员本着以学术为重的精神，积极从事本领域和相关领域的研究，积极参与学会的各项学术活动，不断提高科研能力和水平，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共同弘扬我会优良学风和会风，为繁荣我国文化和学术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六、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关于第九次全国学术研讨会承办单位的决议
(2008年11月9日常务理事会通过，江西南昌)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常务理事会经研究决定，学会第九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定于2010年在宁波召开，由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和王文斌教授具体负责承办。具体会议时间另定。
常务理事会感谢积极申请承办2010年学会研讨会的三家大学——宁波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和湘潭大学，特别感谢王文斌、毛立群和文卫平三位院长，他们都作了精心准备，在常务理事会上作了令人感动的陈述。
常务理事会同时决定，2010年五月间在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举办“英汉对比与翻译高层论坛”兼常务理事会审稿会，由文卫平教授负责承办。
七、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八次全国学术研讨会总结报告
罗 选 民
各位与会代表：
早上好！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八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即将落下帏幕，我代表学会秘书处对本次学术研讨会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报告。
学会2006年在烟台会议上进行了换届选举，我们德高望重的老会长杨自俭教授退任荣誉会长，潘文国教授出任新一届会长。
两年来，潘文国会长与秘书处一道，做了大量的辛勤的工作。除上交民政部的学会年度报告外，共出学会通讯3期。年初，学会领导参加了刘重德先生的追悼会并编辑了悼念刘老的专刊。今年四月份，在宜章三峡大学召开了常务理事会和审稿会，按照民政部的要求，制定了二级学科委员会的管理条例，并就如何提高秘书处的工作效率进行了讨论。
举办本次研讨会是对新一届学会领导班子的一次严峻考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和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的会议取得了比较圆满的成功。
参加本次会议的代表有200余名，来自全国22个省市。参会代表最多的省市是浙江、上海、湖北、河南和湖南，参会最多的单位是华东师范大学10人，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9人，江西财经大学5人。在两天的学术研讨会中，我们邀请了著名学者江怡研究员和吕必松教授做主题发言，另外有杨自俭、严辰松等八位教授做了大会发言，我们还有22个单元的分组讨论。此外，我们举行了“字本位”论坛 和青年论坛，组织了出版社、学刊编辑与代表的互动。由于我们严格执行了学会长期以来的审稿制度，本次学术研讨会的发言论文的学术质量有了较好的保证。(本次我们举行了“字本位”讨论，我们还会在今后的学术研讨会召开不同的专题讨论会，如翻译或文化专题讨论。这是我们需要在这里做一个说明。)
在本次会议上，我们举行向承办会议学校图书馆赠书活动和学会科研成果展览。（请司显柱教授进行统计，将赠书名单报学会秘书处，我们将在学会网络上公布赠书名单；另请将书转交学校图书馆，以便图书馆给赠书代表寄赠书的证明。）我们要将这项活动制度化，使之成为学会文化建设的一部分。
我们要感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赶在会议之前出版了学术论文集，赠送给会议代表。
本次研讨会有一个重大突破，这就是我们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达成协议，出版社今后赞助学会出版三种书刊：1）会议论文集《英汉语比较与翻译》，我们过去已出版六本，第七和第八本的编辑和审稿将立即启动，计划在明年底出版。会议论文集基本上只收相关会议上提交的论文，范围较窄，而且由于历史原因可以容忍一稿两投，目的是为了反映学会的集团性成果，发现和培育新人。2）《新视野》文丛，该书与我们拿到的两册书一样，总结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展示学科发展的新成就、新动向。原则上只收已发表论文，范围不限本会会员，而遍及全国乃至海外。3）出版会刊，初定名为《比较与翻译》。会刊只收原创性作品，以本会会员的论文为主，兼收外稿和约稿；坚持匿名审稿，反对一稿两投，打造学术精品。我们希望用3-5年的时间，使我们的会刊能够进入CSSCI集刊。
关于入会和会员会费收取问题。吸收新会员的条件是，有讲师以上的职称，在读博士生，有两位理事推荐，便可接受作为本会会员，由秘书处单位直接办理。我们今后将采取动态管理模式，网络上公布新会员名单，每次收缴两年的会费。要求秘书处张映先教授将会员证早日发到新会员手中。我们同时会在网络上公布秘书处的会员联络负责人，会员可以通过邮件问询有关问题。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与其他学会有不同的是，她更加注重学会的文化建设问题。刘重德先生精心培育和领导我们创造的学会文化，在前任会长杨自俭先生的领导下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这种文化的基本思想是：高尚的道德与情操；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民主的思想与作风。落实到个人，就是要以学术为重，淡泊名利，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严谨治学，勇于创新，反对粗制滥造，反对弄虚作假；落实到学会领导集体，就是要在工作上以大局为重，团结协作，诚心理学会之事，常理学会之事；集大家之智慧，民主决策，严守规章，制度管理，反对沽名钓誉，拉帮结派，搞小圈子。这是我们学会的灵魂，是我们学会得以生存与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秘书处将在潘文国会长的带领下，为继承并发扬学会文化之光大而努力工作。
大会即将谢幕，祝各位代表旅途平安！
八、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八次全国学术研讨会闭幕词
潘文国
(2008年11月10日上午 南昌)
各位专家、各位朋友：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八次学术研讨会经过三天紧张而热烈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次会议，我们共收到论文200多篇，有将近180位学者在会上宣读和交流了论文，我们邀请了著名哲学家和著名语言教育家江怡教授和吕必松教授作专题演讲，聆听了语言哲学领域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领域的最新理论动向；我们组织了两场大会报告，有八位学者作了精彩发言，会议组织了十一个专题小组，进行了22场分组报告。此外，我们还组织了两场专题论坛，一次字本位专题和一次青年学者专题，分别吸引了近百位学者参加。此外，我们还组织了一次出版社、杂志社与作者、读者见面会，有四家出版社和两家杂志社的代表作了热情的介绍。今天上午的专家答疑会更把会议的学术气氛推向了高潮。通过会议，我们会见了老朋友，结识了新朋友，老专家焕发了青春，年青人开阔了眼界，碰撞中闪出了火花，交流中触发了新的灵感，大家感到干劲更足了，方向更明了，办法更多了，当然，历史的责任感也更重了。至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已经顺利甚至超额完成了会议预期的目标，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成功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个催人奋进的大会。
会议的成功，还突出地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 这次会议是2002年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大会，也是学会历年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会议之一。会议原定规模150人左右，不超过180人，但随着会期的临近，想参加会议的人越来越多，最后突破了200人。这一方面说明学科的发展，热心学术的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学会的吸引力。但在人数增加的情况下，我们仍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刘重德老会长为我们制定的优良会风，坚持以文会友，所有参会者都必须事先按照发表规格，提交论文全文，并经过常务理事会严格的审查。我们在保持了高出席率的情况下，保持了论文的高提交率，这是很不容易的。
第二， 这是一个思想出新的大会。大会邀请的专题学术报告，都是相关领域站在学术最前沿的。江怡教授的报告指出哲学研究在语言转向之后，可能正面临着“心理”转向，这是他根据多年观察作出的大胆预测，对我们今后的研究有极大的启示意义。钱冠连先生点评说，哲学在动了，我们怎么办？——可能只能跟上了。吕必松先生的观点在对外汉语教学界也有超前性。据我所知，字本位的对外汉语教学在法国做得最好，由于白乐桑先生的努力，已从他所在的学校推广到了全法国。现在白乐桑先生正在向全欧洲推广。英国和美国一些地方也在实践这种类似的教法。但在国内，这么做的地方还很少。但是相对于实践，理论的总结还显不足。一些字本位理论主张者还没有精力顾及到实践。吕先生的理论正是在这两者之间构建了一座桥，其理论和实践意义将会越来越体现出来。思想出新尤其表现在学会特别安排的字本位论坛上。这场论坛气氛特别热烈，观点碰撞和交锋也特别激烈，不管最终接受什么观点，但很多与会者认为从这场论坛中受到的教育特别之深。在这件事上，我特别赞赏杨自俭先生的勇气。说实话，尽管我是字本位理论的倡导者之一，但我却没有勇气提出在我们学会展开这场讨论，怕被人指责离开外语太远，有违学会的宗旨。但杨先生从语言研究和对比研究的根本目标出发，认为讨论这一理论对学会发展有重要意义，分歧越大的学术观点争论，对研究者、特别是年青人的启发也更大，因而与王菊泉先生等共同主张发起这一场讨论。我想，学会应该感谢他们。
第三， 这是一个育人的大会。教育、教育，“教”是手段，“育”才是目标。同样，从事学术研究，我们要出成果，但更关注出人才，要培养真正大智大勇的人。这方面，与会吕必松先生的精神和气概特别令人钦佩，一位功成名就，享誉40余载的国内外公认的学科带头人和学界领袖，敢于全盘推翻自己过去的整套理论，重头来过，重新思考，重新实践，这个事情本身的意义，恐怕比他观点的改变更重要，更具教育意义，他是在教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人，怎么做学问，什么叫学无止境，什么叫永不服老！同时，他的这一改变也促使我们用另一种眼光去审视他的新观点。老专家观点的改变当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他也没有必要投什么人所好，更要冒成为“少数”的风险，那么，究竟是什么道理会促使他认为必须作出改变呢？这样去想，就会使我们的思想升华，我们的研究也会上一个代价。同样的事情其实也发生在徐通锵先生身上。徐先生和叶蜚声先生主编的《语言学纲要》风行国内高校二十余年，是国内最权威的语言学理论教材，然而徐先生晚年却断然宣布放弃了其中的观点，转向字本位理论的探索和构建。一些人听到“字本位”三个字，马上跳出来反对，说：“连文字与语言关系这种常识都不懂，还搞什么语言学！”他们就没想过，他们自己的语言学知识还不是从徐通锵他们的书里学会的，你懂的东西，难道徐先生反而不懂？那种没法理解徐通年晚年思想为什么要转变的人，是没有办法理解徐通锵的。更可笑的是，在徐先生已经宣布放弃他那本教材的观点多年以后，我们迄今还在用这本教材作为我们培养大学生的基本教材和考研的必读教材，在座就有不少朋友是通过读这本作者已经放弃了的教材考取研究生的。这真是一个极大的反讽。这叫我们国家的学术怎么才能前进？
第四， 这是一个新人不断成长的大会。我不想说新老交替，因为我们的老学者们还活跃在学术的第一线，从吕必松、杨自俭先生他们身上可以看到这一点，从今天的专家答疑会也可看到这一点。但青年人确实是上来了。从人数来讲，青年人无疑是本次会议的主角。特别是，近十年来培养出来的一批博士生已经成了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的主力，许多人已经被推上了学术带头人的岗位。他们有思想，有能力，也有魄力，能做大事。譬如这次会议的东道主司显柱，以及严辰松、王文斌、黄忠廉等，他们的成就，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更多我还来不及熟悉的新面孔，有时一些简短的交谈，也时时使我感到后生可畏。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超旧人，这是我们的事业必然兴旺发达的保证。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就，我认为有以下原因。
首先是广大会员和会外学者的积极支持。征稿通知发出之后，得到了如此热烈的响应，是超出我们的预料之外的。来稿的不仅有我们学会的会员，还有一些非会员的学者。特别使我感动的是，并非我们会员的姜望琪教授和熊学亮教授，作为知名教授，他们并不在乎理事不理事的名份，在得知会议消息之后，就表示要来参会，并且最终来到了我们的会议，为会议增光不少，也使我们的年轻会员们瞻仰了他们的丰采。在此我要向他们表示欢迎和感谢。
其次我们特别要感谢的是东道主作出的无与伦比的努力。为了这次会议，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可说投入了全院的精力。在台面上，我们可能只看到司显柱教授在忙碌，实际上，在幕前幕后忙碌的又岂止他一人。早在八月份，因出差之便，我就曾到这里来看过，当时司院长给我看了他们的筹备方案，我的感觉就是四个字：举院体制。他们的筹备小组由司显柱院长担任组长，院党总支书记陈丽萍担任副组长，五位副院长、副书记、院长助理担任小组成员。下面分为四个小组，陈丽萍书记和何晓勤副院长亲自担任会务组的正副组长，刘有发副院长和毛细荣副书记担任宣传组的正副组长，大家可能看到我们会议的开幕式已在江西教育电视台播出了，马上江西最重要的报纸《江西日报》也要刊登我们的消息，这就与他们的工作有关。曾剑平副院长担任了材料组和联络组的组长，他可能是在会议筹备过程中最忙碌的人，跟大家联系的信件就主要是他发出的。此外，学院还有十多位老师和二十多位研究生参加了会议的各项工作。而在编制会务手册时，我要求他们把这个名单写上，他们却坚决不肯，甘愿做无名英雄。但没有这些无名英雄的默默奉献，就不会有我们这次会议的紧张而有序的进行。请在座和还在礼堂周围服务的外语学院领导、老师、同学站到前面来，让我们所有与会人员用掌声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同志们，朋友们；相聚是短暂的，但友情却是永恒的。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就要各奔东西。愿我们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加强联系，共同促进我们事业的发展。
九、探赜索引、追根溯源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八次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述评
曾剑平 司显柱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八次全国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11月7——10日在江西财经大学举行。包括来自港澳地区在内的二百多名学者出席会议，与会者提交论文近200篇，涉及字本位研究、语言哲学研究、翻译研究、英汉语对比等多学科领域。下面择其要者，就本次会议论文作一简要综述，以飨读者。
一、汉语字本位研究
汉语字本位研究是本次研讨会的最大亮点，不仅在大会主旨报告和大会发言中占据一半篇幅，而且还设立了专门的汉语字本位论坛。李宇明（1997）曾说，汉语有多种本位，先是马建忠的“词类本位”，黎锦熙的“句成分本位”，后来有邢福义的“小句中枢”以及朱德熙的“词组本位”，最后是徐通锵的“字本位”。随着对汉语研究的逐步深入，作为一种在西方语言学理论观照下，立足汉语，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本土语言学理论，“字本位”受到了越多的关注。持“字本位”观点的学者除徐通锵外，代表人物有：潘文国、杨自俭、吕必松、鲁川、严辰松等。吕必松教授在作题为“汉语教学为什么要从汉字入手？”的主旨报告中，从字本位入手，分析了汉语的系统特征，指出汉语的系统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汉语是组合型语言；汉语组合的基本单位是“字”；汉语组合的基本方法是“1+1=1”。“1+1=1”就是“合二为一”，简称二合。“二合”是汉语的天然生成机制。他指出，对外汉语教学（即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要从字入手。“从汉字入手”实际上包括三项内容：1.直接用汉字教学发音和说话；2.用汉字教学带动书面汉语教学；3.用书面汉语教学带动口头汉语教学。他认为以上三点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教学路子——“组合汉语教学路子”。用“从汉字入手”代表“组合汉语教学路子”，是为了强调汉字教学在汉语教学中的突出地位和基础作用。吕教授的观点为对外汉语教学开拓了一个新的路子。。
杨自俭教授是“字本位”汉语观的坚定支持者。他在“我们为什么倡导学习字本位理论”一文中从对比语言学发展史的启迪、外语学者研究语言学的目标和中国语言学百年历史的经验教训等方面阐述了对字本位认识过程背后的理性思考。他回顾了从词本位到字本位的研究过程，认为这种本位频繁更替的原因是因为西洋语言学理论进来后乱了汉语研究的阵脚，让我们的研究者在汉语中无法找到符合西洋语言学的基本结构单位。他通过赵元任、吕叔湘和王力晚年的警示，肯定了徐通锵的“字本位”理论的正确性，指出徐通锵（1997）是真正摆脱印欧语言学模式制约，从地道汉语出发为创建中国语言学理论而进行对比研究的典型代表。
严辰松教授针对以往学者关于字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在“关于‘字’的一些认识”一文中指出，“字”是汉语中最小的意义单位和基本的结构单位。但“字”与语素不尽相同。语素不具备“字”的独立性和自由度。而独立性和自由度是“字”的最大特征。“字”有“音、形、义、法”等多种维度。“字”的音和形边界是清晰的，所有的“字”在这两个维度上是匀质的，但在意义和语法的维度上并不匀质。所谓“一音、一形、一义”的说法值得商榷。单独的“字”，在没有情景和上下文的情况下，很多“字”是多义的。汉语“字”组合成“字组”的法则与句法大致相同。“字”还有常用程度、语体风格等维度。
孙文访和鲁川的论文“基本结构单位和基本结构顺序 —— 汉英对比的认知研究”指出，任何语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该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和“基本结构顺序”上。作为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字”具有较强的“基元性”，汉语的基本概念多用单音节词、复合概念多用多音节词来表达。而英语基本概念和复合概念都可以用单音节或多音节词来表达，音节数与概念之间的正相关度不明显。从预想论的角度出发分析汉英叙述句的基本结构顺序发现：汉语叙述句的基本结构顺序遵从“时序性优先”的预想原则；英语则遵从“要闻性优先”的预想原则。造成汉英基本结构单位和基本结构顺序不同的原因是两个民族对客观世界不同的认知方式。汉族人在认知世界时侧重“整体感知、意象思维、静物为本、类比推理”；英国人在认知世界时侧重“细部感知、抽象思维、动态为本、形式推理”。 汉英两个民族不同认知方式对于汉语和英语基本结构单位的制约体现在语音、文字、词汇系统方面。
由此可见，“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字本位”理论可以解决长期困扰汉语学界的许多问题。
二、翻译研究
翻译研究是历次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学术研讨会的重头戏，这次也不例外。在代表提交的186篇论文中，有116篇是研究翻译的，占论文总数的60%多。大体上，这方面的论文可细分为翻译本体研究、哲学或语言哲学观照下的翻译研究、典籍翻译、翻译与文化、翻译批评、实用文体研究、译名术语研究、翻译教学等7个子项。
翻译本体论研究。吕俊教授针对“语言学界的一些学者常常以为翻译学研究，说到底不过是对语言的研究，因此没有必要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的观点，区分了语言学中的语言研究与翻译学中的语言研究，指出语言学中的语言研究是把语言作为客体进行研究的，而翻译学对语言的研究是把它作为中介进行研究的。它们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语言学是本然性的研究，所以适用的是理论思维形式；而翻译学的语言研究是应然性的，那就适用工程思维，即一种为着主体认识和改造客体的目的应如何对语言进行筹划，故是筹划性的，而不是认知性的。这两种语言研究有着本质上、方法上、意义上的种种不同，不可混为一谈。他还分析了产生上述偏见的原因以及克服的办法。
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学理性是什么？对此，曾利沙教授做了回答。他认为成熟的学科理论体系由一系列宏-中-微观层次相互贯通的理论范畴所构成，而范畴是个具有上下层级性的范畴体系，分别对应于不同的翻译事实。从理论范畴建构上拓展翻译学系统研究，首先必须对翻译学基本理论概念及基本理论范畴的学理性进行考察与建构。为此，他提出“理论假说+理论依据+ 理论概念+理论特征+理论方法+理论性质+理论任务+理论职能+适用范围+理论目标+理论条件+理论局限”的学理性结构，并对其内容作出了描写。
翻译标准问题与翻译本质问题密切相关，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形成翻译标准观的基础。杨晓荣教授指出，在翻译标准观念和有关研究走向多元之后，仍有一些理论问题亟待解决，如翻译标准和评价的确定性理据等，而翻译规范论、翻译价值论、翻译伦理学等或可成为这一领域内的新课题。
语料库翻译学是翻译学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武光军博士在大会发言中阐述了语料库翻译学的范式理据与范式体系，指出语料库翻译学的体系可以从两个层面考虑：一是横向上的与翻译有关的语料库的建设；二是纵向上的与语料库有关的翻译研究。翻译语料库是一项任务艰巨的课题，值得探讨。
翻译本体研究还涉及翻译主体性、中西译论比较、后解构主义时代的翻译研究、美学视野下的翻译等方面。
哲学或语言哲学观照下的翻译研究。哲学对语言学和翻译研究有很大的影响。不同时期的哲学观都直接影响着语言理论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后）现代哲学所强调的人本主义，为文学界和翻译界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解构主义的代表德里达就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翻译的概念问题。哲学起源是翻译或者是意义传译的可译性这一基本命题。刘宓庆在其《翻译与语言哲学》一书中指出：“用语言哲学作为科学手段研究翻译理论，是深化翻译理论、扩大并展现现代翻译语言学深层理论的纬度和论证手段的必由之路。”
王寅教授基于体验哲学的基本原理将 Langacker 的“意义概念化”修补为“体验性概念化”，将人们对“现实”的互动体验视为一切知识的基本出发点，指出“现实－认知－语言”当融为一个整体原则，并尝试以此为理论基础论述翻译中的客观性和主观性。他指出，有了体验性，就可限定“读者中心论”、“译者自主论”；有了“概念化”（主要是识解），就可解释翻译的主观性和差异性。王教授把体验哲学应用于翻译研究中，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长期以来翻译研究领域各种翻译思想层出不穷，流派纷争甚至相互否定。究其根本原因，冯智强博士认为，是其背后不同的翻译观所致，而不同的语言观又是对翻译本质不同认识的源头。他从对语言定义的追问开始，站在语言哲学的高度，深入探讨了不同语言观对不同翻译观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对翻译研究中的文本中心论、作者中心论、翻译科学观、文化中心论与其背后的语言自足系统观、交际工具观、天赋能力观以及语言世界观的关系进行了逐一解读。欧阳燕探讨了翻译研究的语言哲学途径，认为翻译理论的语言哲学方法的主要任务就是有逻辑地、理性地阐释各种有效的翻译策略，以解决语际翻译中遇到的所指意义理解的问题。不同的意义理论往往导致不同的语言理论、真理理论以及哲学理论。事实证明，翻译理论的发展就是建立在意义理论、语言理论、真理理论、哲学理论的发展的基础上的。
典籍翻译研究。典籍翻译是文化输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研究型翻译。在本次研讨会中，有17篇论文是研究典籍翻译的。学者对典籍翻译研究的兴趣由此可见一斑。卓振英教授论述了典籍英译中决策与总体审度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在典籍英译中，为了制订正确的翻译策略，翻译出成功的译作，就必须对作者的思想、生平，作品的内容、风格、形体、类别、版本和时代背景，现有英译的各种版本，相关的翻译方法论以及决定预期翻译文本文化定位的社会文化因素等等进行一番深入细致的研究，通过文化历史观照、文本内证及外证、互文观照以及作品与文本的互证对文本进行语义诠释，通过解码、解构、解析、整合对文本进行文化解读，以便对作品的总意象（total concept）及预期翻译文本的文化定位等等做到心中有数。这就是典籍英译中的总体审度。”他以《大中华文库﹒楚辞》为例，阐明总体审度是正确理解原文及制订正确的翻译策略（如文化定位和翻译技巧的选择等等）的前提，并指出，译者在进行选择和决策的时候，必须兼顾原作内容、形式、社会文化需求等各种因素。卓教授的观点对典籍翻译的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从某种角度评价典籍英译是典籍翻译研究的一大特点。如王宏印教授以海外华人聂华苓等人翻译的毛泽东诗词为例，探讨了毛泽东诗词翻译的异域想象空间。针对毛泽东诗词英文翻译的学理基础，提出若干基本的问题，例如，诗歌翻译的文化内涵与语言形式问题，诗与词的形式区分问题，古典与现代的趣味问题，以及原文及个人风格的转换与保留问题等。此外，有的学者通过《楚辞·少司命》英译比较研究探讨了有关典籍英译的性质、任务和译者介入（或操控）等问题，指出典籍英译存在较大的译者介入空间；有的从意识形态视角探讨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英译本；有的对《金瓶梅》英译本误译进行了解析；有的指出了阿瑟·韦利《诗经》翻译中的人类学探索与失误；有的探讨了《红楼梦》中的詈语使用及其翻译；有的探讨了文化外交视界中的典籍英译，等等。学者的研究大都是个案研究。
翻译与文化研究。翻译是文化交流的桥梁。文化对翻译有制约作用。罗选民教授在“文化传播与翻译研究” 一文中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认识翻译的重要性，探讨了文化传播与翻译的关系，即相互包容和并存的关系。文化传播与翻译的共同点表现在四个方面：1）语言和符号的特征；2）鲜明的意图性；3）场依存性；4）互动性。罗教授的论文使我们对文化传播与翻译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女性主义一直是翻译研究的热点。苏姗 •巴斯奈特和安德烈 •拉菲弗尔合着的《翻译、历史、文化》一书的问世，标志着译学研究正在经历着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翻译研究在很多重要方面受到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随着生态女性主义的出现，翻译研究也将推倒男性中心主义和推翻人类中心主义作为其研究目标。孙宁宁对翻译研究的生态女性主义进行了解读，认为生态女性主义在翻译观上与女性翻译观有许多相似之处。
有关韦努蒂学派归属的问题，目前存在着几种意见。谭晓丽博士对韦努蒂的解构翻译思想进行了新的探索，认为在文化研究各思想流派中，韦努蒂独钟后结构主义，以其作为构筑自己翻译理论的指导思想。但同时，他又不完全信奉那个围绕着语言、文本、主体、意义生成等概念兜圈子的原型后结构主义，而是与时俱进，紧跟着文化研究领域的批评潮流，融合了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不断发展自己的研究模式。解构主义是韦努蒂一以贯之的研究方法。因此，从方法论来看，将他归为解构主义学是毫无疑问的。
翻译与文化研究还涉及到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文化话语权与汉英外宣翻译、文化意象翻译中缺损现象的补偿、民俗文化翻译、国俗语义、后解构主义时代的翻译研究、新时期中国翻译文化的建构研究、跨文化视阈中的“文化误读”等方面。
翻译批评研究。翻译批评研究是以结果（或产品）为导向的研究，其意义在于为翻译实践提供借鉴。张旭教授指出，要评判一首译诗，可试以下两条标准：一看它传译出的意境是否新鲜美妙；二看它的语言是否恰到好处地传达出原诗的意境。他通过遴选近代英诗汉译的具体案例，探讨译入语的嬗变情况；并借鉴传统译经文学的相关范式观念，剖析过渡时期从文言体向白话体译诗转变的主要动因。黄琼英教授探讨了鲁迅小说篇章建构机制的现代转型，指出鲁迅小说的篇章建构机制就是在翻译与创作这一“双轮”的推动下实现了其现代转型。
文学作品的译文可从多视角评价。在本次研讨会中，有的学者从目的论角度评价译文；有的从文本角度探讨不同译本的差异；有的探讨版本差别与作者意图；有的探讨幽默乖讹在译文中的再现；有的探讨文本的叙述类型及其在翻译中的再现，不仅关注词汇层、句法层的评价现象的研究，更关注语篇层的研究；有的进行互文翻译研究；有的从多角度探讨诗歌的美；有的评论译者的翻译的“读者意识”与翻译原则；有的从语言特征的角度评价译文，如张德让评价潘文国《赫兹列散文精选》文言笔法，通过对《精选》所采用的文言策略进行描述性研究，并和现行的白话译文相对比，认为这一策略的成功运用大至语篇，小到炼字造句，都体现了潘文国具有丰厚的文言传统积淀、明确的文学翻译创作追求和强烈的英汉语言文化会通意识，对提倡我国传统翻译“会通”观的研究，反思文言传统的功过和“危机下的中文”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助于促进当前美文翻译实践。
实用文体翻译。实用文体翻译与文学文体翻译不同，其最大的区别在于实用翻译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信”不是实用翻译的充分、必要条件。林克难教授在“实用翻译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指出，当前中国实用文体翻译方兴未艾，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但是实用文体翻译的质量也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不容忽视。他认为，做好实用翻译关键在于认清实用翻译的性质、任务、目的以及服务对象。因此，实用翻译必须十分注意受众的接受程度，贴近译入语读者的阅读欣赏习惯。衡量一篇实用翻译成功与否，不是看内容是否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原文，更不是看文字是否优雅，而是要看功能，看实用翻译是否达到了实实在在的目的。
术语译名研究。术语译名不统一是翻译中的普遍现象。术语译名研究涉及译名、译名与命名、译法、译名原则和译名统一等问题。王洪涛博士以霍姆斯的译学构想为基点和参照，对 “社会翻译学”一说进行详细的界定和论证。他认为，“社会翻译学”是一门从社会学角度来探索翻译现象的翻译学分支学科，它以社会学的基本原理、理论框架、主要概念、研究方法等为参照，重点探索翻译与社会之间的互相作用和互相影响，即探索翻译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互动过程和互动结果。赵学德博士探讨了语法化术语译名的标准化问题，指出在术语缺乏统一标准背景下，国内学者大量引进和利用国外语法化术语和理论的同时，语法化相关译名出现了一定的分歧、甚至很大的差距。不同的学者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随意翻译国外语法化术语和理论，结果造成汉译术语使用十分混乱。他建议应确立语法化术语标准译名表（库），以期望促进语法化相关译名标准化的顺利和成功进行。韩子满博士探讨了二手专有名词的翻译，认为最现实的办法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采用省译法，即不翻译这些名词，将其英语形式保留在汉语译文中。
翻译教学研究。穆雷和仲伟合在“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一文中指出传统的外语教学无法满足社会对专业翻译人员的需要，翻译人才的培养同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现象日益严重，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系统化、专业化、科学化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成为讨论的焦点。他们从外语专业人才≠翻译专业人才、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特色、完整翻译教学体系的建设等方面探讨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建构。
三、语言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研究
语言哲学研究。语言哲学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特指语言学哲学，是对意义，同义词，句法，翻译等语言学共相进行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