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八次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述评
曾剑平 司显柱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八次全国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11月7——10日在江西财经大学举行。包括来自港澳地区在内的二百多名学者出席会议，与会者提交论文近200篇，涉及字本位研究、语言哲学研究、翻译研究、英汉语对比等多学科领域。下面择其要者，就本次会议论文作一简要综述，以飨读者。
一、汉语字本位研究
汉语字本位研究是本次研讨会的最大亮点，不仅在大会主旨报告和大会发言中占据一半篇幅，而且还设立了专门的汉语字本位论坛。李宇明（1997）曾说，汉语有多种本位，先是马建忠的“词类本位”，黎锦熙的“句成分本位”，后来有邢福义的“小句中枢”以及朱德熙的“词组本位”，最后是徐通锵的“字本位”。随着对汉语研究的逐步深入，作为一种在西方语言学理论观照下，立足汉语，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本土语言学理论，“字本位”受到了越多的关注。持“字本位”观点的学者除徐通锵外，代表人物有：潘文国、杨自俭、吕必松、鲁川、严辰松等。吕必松教授在作题为“汉语教学为什么要从汉字入手？”的主旨报告中，从字本位入手，分析了汉语的系统特征，指出汉语的系统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汉语是组合型语言；汉语组合的基本单位是“字”；汉语组合的基本方法是“1+1=1”。“1+1=1”就是“合二为一”，简称二合。“二合”是汉语的天然生成机制。他指出，对外汉语教学（即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要从字入手。“从汉字入手”实际上包括三项内容：1.直接用汉字教学发音和说话；2.用汉字教学带动书面汉语教学；3.用书面汉语教学带动口头汉语教学。他认为以上三点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教学路子——“组合汉语教学路子”。用“从汉字入手”代表“组合汉语教学路子”，是为了强调汉字教学在汉语教学中的突出地位和基础作用。吕教授的观点为对外汉语教学开拓了一个新的路子。。
杨自俭教授是“字本位”汉语观的坚定支持者。他在“我们为什么倡导学习字本位理论”一文中从对比语言学发展史的启迪、外语学者研究语言学的目标和中国语言学百年历史的经验教训等方面阐述了对字本位认识过程背后的理性思考。他回顾了从词本位到字本位的研究过程，认为这种本位频繁更替的原因是因为西洋语言学理论进来后乱了汉语研究的阵脚，让我们的研究者在汉语中无法找到符合西洋语言学的基本结构单位。他通过赵元任、吕叔湘和王力晚年的警示，肯定了徐通锵的“字本位”理论的正确性，指出徐通锵（1997）是真正摆脱印欧语言学模式制约，从地道汉语出发为创建中国语言学理论而进行对比研究的典型代表。
严辰松教授针对以往学者关于字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在“关于‘字’的一些认识”一文中指出，“字”是汉语中最小的意义单位和基本的结构单位。但“字”与语素不尽相同。语素不具备“字”的独立性和自由度。而独立性和自由度是“字”的最大特征。“字”有“音、形、义、法”等多种维度。“字”的音和形边界是清晰的，所有的“字”在这两个维度上是匀质的，但在意义和语法的维度上并不匀质。所谓“一音、一形、一义”的说法值得商榷。单独的“字”，在没有情景和上下文的情况下，很多“字”是多义的。汉语“字”组合成“字组”的法则与句法大致相同。“字”还有常用程度、语体风格等维度。
孙文访和鲁川的论文“基本结构单位和基本结构顺序 —— 汉英对比的认知研究”指出，任何语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该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和“基本结构顺序”上。作为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字”具有较强的“基元性”，汉语的基本概念多用单音节词、复合概念多用多音节词来表达。而英语基本概念和复合概念都可以用单音节或多音节词来表达，音节数与概念之间的正相关度不明显。从预想论的角度出发分析汉英叙述句的基本结构顺序发现：汉语叙述句的基本结构顺序遵从“时序性优先”的预想原则；英语则遵从“要闻性优先”的预想原则。造成汉英基本结构单位和基本结构顺序不同的原因是两个民族对客观世界不同的认知方式。汉族人在认知世界时侧重“整体感知、意象思维、静物为本、类比推理”；英国人在认知世界时侧重“细部感知、抽象思维、动态为本、形式推理”。 汉英两个民族不同认知方式对于汉语和英语基本结构单位的制约体现在语音、文字、词汇系统方面。
由此可见，“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字本位”理论可以解决长期困扰汉语学界的许多问题。
二、翻译研究
翻译研究是历次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学术研讨会的重头戏，这次也不例外。在代表提交的186篇论文中，有116篇是研究翻译的，占论文总数的60%多。大体上，这方面的论文可细分为翻译本体研究、哲学或语言哲学观照下的翻译研究、典籍翻译、翻译与文化、翻译批评、实用文体研究、译名术语研究、翻译教学等7个子项。
翻译本体论研究。吕俊教授针对“语言学界的一些学者常常以为翻译学研究，说到底不过是对语言的研究，因此没有必要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的观点，区分了语言学中的语言研究与翻译学中的语言研究，指出语言学中的语言研究是把语言作为客体进行研究的，而翻译学对语言的研究是把它作为中介进行研究的。它们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语言学是本然性的研究，所以适用的是理论思维形式；而翻译学的语言研究是应然性的，那就适用工程思维，即一种为着主体认识和改造客体的目的应如何对语言进行筹划，故是筹划性的，而不是认知性的。这两种语言研究有着本质上、方法上、意义上的种种不同，不可混为一谈。他还分析了产生上述偏见的原因以及克服的办法。
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学理性是什么？对此，曾利沙教授做了回答。他认为成熟的学科理论体系由一系列宏-中-微观层次相互贯通的理论范畴所构成，而范畴是个具有上下层级性的范畴体系，分别对应于不同的翻译事实。从理论范畴建构上拓展翻译学系统研究，首先必须对翻译学基本理论概念及基本理论范畴的学理性进行考察与建构。为此，他提出“理论假说+理论依据+ 理论概念+理论特征+理论方法+理论性质+理论任务+理论职能+适用范围+理论目标+理论条件+理论局限”的学理性结构，并对其内容作出了描写。
翻译标准问题与翻译本质问题密切相关，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形成翻译标准观的基础。杨晓荣教授指出，在翻译标准观念和有关研究走向多元之后，仍有一些理论问题亟待解决，如翻译标准和评价的确定性理据等，而翻译规范论、翻译价值论、翻译伦理学等或可成为这一领域内的新课题。
语料库翻译学是翻译学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武光军博士在大会发言中阐述了语料库翻译学的范式理据与范式体系，指出语料库翻译学的体系可以从两个层面考虑：一是横向上的与翻译有关的语料库的建设；二是纵向上的与语料库有关的翻译研究。翻译语料库是一项任务艰巨的课题，值得探讨。
翻译本体研究还涉及翻译主体性、中西译论比较、后解构主义时代的翻译研究、美学视野下的翻译等方面。
哲学或语言哲学观照下的翻译研究。哲学对语言学和翻译研究有很大的影响。不同时期的哲学观都直接影响着语言理论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后）现代哲学所强调的人本主义，为文学界和翻译界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解构主义的代表德里达就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翻译的概念问题。哲学起源是翻译或者是意义传译的可译性这一基本命题。刘宓庆在其《翻译与语言哲学》一书中指出：“用语言哲学作为科学手段研究翻译理论，是深化翻译理论、扩大并展现现代翻译语言学深层理论的纬度和论证手段的必由之路。”
王寅教授基于体验哲学的基本原理将 Langacker 的“意义概念化”修补为“体验性概念化”，将人们对“现实”的互动体验视为一切知识的基本出发点，指出“现实－认知－语言”当融为一个整体原则，并尝试以此为理论基础论述翻译中的客观性和主观性。他指出，有了体验性，就可限定“读者中心论”、“译者自主论”；有了“概念化”（主要是识解），就可解释翻译的主观性和差异性。王教授把体验哲学应用于翻译研究中，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长期以来翻译研究领域各种翻译思想层出不穷，流派纷争甚至相互否定。究其根本原因，冯智强博士认为，是其背后不同的翻译观所致，而不同的语言观又是对翻译本质不同认识的源头。他从对语言定义的追问开始，站在语言哲学的高度，深入探讨了不同语言观对不同翻译观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对翻译研究中的文本中心论、作者中心论、翻译科学观、文化中心论与其背后的语言自足系统观、交际工具观、天赋能力观以及语言世界观的关系进行了逐一解读。欧阳燕探讨了翻译研究的语言哲学途径，认为翻译理论的语言哲学方法的主要任务就是有逻辑地、理性地阐释各种有效的翻译策略，以解决语际翻译中遇到的所指意义理解的问题。不同的意义理论往往导致不同的语言理论、真理理论以及哲学理论。事实证明，翻译理论的发展就是建立在意义理论、语言理论、真理理论、哲学理论的发展的基础上的。
典籍翻译研究。典籍翻译是文化输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研究型翻译。在本次研讨会中，有17篇论文是研究典籍翻译的。学者对典籍翻译研究的兴趣由此可见一斑。卓振英教授论述了典籍英译中决策与总体审度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在典籍英译中，为了制订正确的翻译策略，翻译出成功的译作，就必须对作者的思想、生平，作品的内容、风格、形体、类别、版本和时代背景，现有英译的各种版本，相关的翻译方法论以及决定预期翻译文本文化定位的社会文化因素等等进行一番深入细致的研究，通过文化历史观照、文本内证及外证、互文观照以及作品与文本的互证对文本进行语义诠释，通过解码、解构、解析、整合对文本进行文化解读，以便对作品的总意象（total concept）及预期翻译文本的文化定位等等做到心中有数。这就是典籍英译中的总体审度。”他以《大中华文库﹒楚辞》为例，阐明总体审度是正确理解原文及制订正确的翻译策略（如文化定位和翻译技巧的选择等等）的前提，并指出，译者在进行选择和决策的时候，必须兼顾原作内容、形式、社会文化需求等各种因素。卓教授的观点对典籍翻译的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从某种角度评价典籍英译是典籍翻译研究的一大特点。如王宏印教授以海外华人聂华苓等人翻译的毛泽东诗词为例，探讨了毛泽东诗词翻译的异域想象空间。针对毛泽东诗词英文翻译的学理基础，提出若干基本的问题，例如，诗歌翻译的文化内涵与语言形式问题，诗与词的形式区分问题，古典与现代的趣味问题，以及原文及个人风格的转换与保留问题等。此外，有的学者通过《楚辞•少司命》英译比较研究探讨了有关典籍英译的性质、任务和译者介入（或操控）等问题，指出典籍英译存在较大的译者介入空间；有的从意识形态视角探讨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英译本；有的对《金瓶梅》英译本误译进行了解析；有的指出了阿瑟•韦利《诗经》翻译中的人类学探索与失误；有的探讨了《红楼梦》中的詈语使用及其翻译；有的探讨了文化外交视界中的典籍英译，等等。学者的研究大都是个案研究。
有关韦努蒂学派归属的问题，目前存在着几种意见。谭晓丽博士对韦努蒂的解构翻译思想进行了新的探索，认为在文化研究各思想流派中，韦努蒂独钟后结构主义，以其作为构筑自己翻译理论的指导思想。但同时，他又不完全信奉那个围绕着语言、文本、主体、意义生成等概念兜圈子的原型后结构主义，而是与时俱进，紧跟着文化研究领域的批评潮流，融合了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不断发展自己的研究模式。解构主义是韦努蒂一以贯之的研究方法。因此，从方法论来看，将他归为解构主义学是毫无疑问的。
翻译与文化研究还涉及到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文化话语权与汉英外宣翻译、文化意象翻译中缺损现象的补偿、民俗文化翻译、国俗语义、后解构主义时代的翻译研究、新时期中国翻译文化的建构研究、跨文化视阈中的“文化误读”等方面。
翻译批评研究。翻译批评研究是以结果（或产品）为导向的研究，其意义在于为翻译实践提供借鉴。张旭教授指出，要评判一首译诗，可试以下两条标准：一看它传译出的意境是否新鲜美妙；二看它的语言是否恰到好处地传达出原诗的意境。他通过遴选近代英诗汉译的具体案例，探讨译入语的嬗变情况；并借鉴传统译经文学的相关范式观念，剖析过渡时期从文言体向白话体译诗转变的主要动因。黄琼英教授探讨了鲁迅小说篇章建构机制的现代转型，指出鲁迅小说的篇章建构机制就是在翻译与创作这一“双轮”的推动下实现了其现代转型。
文学作品的译文可从多视角评价。在本次研讨会中，有的学者从目的论角度评价译文；有的从文本角度探讨不同译本的差异；有的探讨版本差别与作者意图；有的探讨幽默乖讹在译文中的再现；有的探讨文本的叙述类型及其在翻译中的再现，不仅关注词汇层、句法层的评价现象的研究，更关注语篇层的研究；有的进行互文翻译研究；有的从多角度探讨诗歌的美；有的评论译者的翻译的“读者意识”与翻译原则；有的从语言特征的角度评价译文，如张德让评价潘文国《赫兹列散文精选》文言笔法，通过对《精选》所采用的文言策略进行描述性研究，并和现行的白话译文相对比，认为这一策略的成功运用大至语篇，小到炼字造句，都体现了潘文国具有丰厚的文言传统积淀、明确的文学翻译创作追求和强烈的英汉语言文化会通意识，对提倡我国传统翻译“会通”观的研究，反思文言传统的功过和“危机下的中文”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助于促进当前美文翻译实践。
实用文体翻译。实用文体翻译与文学文体翻译不同，其最大的区别在于实用翻译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信”不是实用翻译的充分、必要条件。林克难教授在“实用翻译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指出，当前中国实用文体翻译方兴未艾，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但是实用文体翻译的质量也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不容忽视。他认为，做好实用翻译关键在于认清实用翻译的性质、任务、目的以及服务对象。因此，实用翻译必须十分注意受众的接受程度，贴近译入语读者的阅读欣赏习惯。衡量一篇实用翻译成功与否，不是看内容是否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原文，更不是看文字是否优雅，而是要看功能，看实用翻译是否达到了实实在在的目的。
术语译名研究。术语译名不统一是翻译中的普遍现象。术语译名研究涉及译名、译名与命名、译法、译名原则和译名统一等问题。王洪涛博士以霍姆斯的译学构想为基点和参照，对 “社会翻译学”一说进行详细的界定和论证。他认为，“社会翻译学”是一门从社会学角度来探索翻译现象的翻译学分支学科，它以社会学的基本原理、理论框架、主要概念、研究方法等为参照，重点探索翻译与社会之间的互相作用和互相影响，即探索翻译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互动过程和互动结果。赵学德博士探讨了语法化术语译名的标准化问题，指出在术语缺乏统一标准背景下，国内学者大量引进和利用国外语法化术语和理论的同时，语法化相关译名出现了一定的分歧、甚至很大的差距。不同的学者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随意翻译国外语法化术语和理论，结果造成汉译术语使用十分混乱。他建议应确立语法化术语标准译名表（库），以期望促进语法化相关译名标准化的顺利和成功进行。韩子满博士探讨了二手专有名词的翻译，认为最现实的办法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采用省译法，即不翻译这些名词，将其英语形式保留在汉语译文中。
翻译教学研究。穆雷和仲伟合在“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一文中指出传统的外语教学无法满足社会对专业翻译人员的需要，翻译人才的培养同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现象日益严重，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系统化、专业化、科学化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成为讨论的焦点。他们从外语专业人才≠翻译专业人才、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特色、完整翻译教学体系的建设等方面探讨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建构。
三、语言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研究
语言哲学研究。语言哲学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特指语言学哲学，是对意义，同义词，句法，翻译等语言学共相进行哲学思考，并且对语言学理论的逻辑地位和验证方式进行研究的学科；其二：语言哲学，包括基于自然语言或人工语言的结构和功能的任何一种概念的研究；最后，语言的哲学，是对关于语言本质，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等内容的哲学性质的论着。江怡教授在主旨报告中首先就当代语言哲学研究最新进展作了介绍，指出近20年来英美哲学中的最大变化，就是语言哲学研究。心灵哲学取代了语言哲学，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但语言哲学本身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更为专门的方式对语言的意义、语境以及语言与心灵的关系等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语言学家可以充分地利用西方语言哲学，这是钱冠连教授的观点。他在“西语哲：如何被语言研究利用”一文中指出，从西语哲中析出了也将继续析出语言学学科；在解决哲学经典难题过程中发现了更为深刻的新的语言性质；西语哲因为强调新逻辑工具也给语言研究顺便带来了深刻的洞见；从语言涉入哲学使哲学与语言学双方深刻起来；西语哲为英汉语对比研究开辟一个新的哲学对比视角；语言学家顺手可得各种附加营养即工具性理论。西语哲的利用使语言研究空前地深刻起来。钱教授的论述表现了他深厚的学术素养。
认知语言学研究。认知语言学虽然是新兴的学科，但国内学者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熊学亮教授对构式的认知多义性进行了研究，他首先把“构式”定义成“句法结构和基本认知经验的配对”，认为值得分析的构式现象，一般都多少具有“乖戾性”的特点。他在“论构式的认知多义性”一文中对由结构驱动的构式现象进行了代表性的多层次认知语义剖析，认为句中动词的语义基因即义元格式(theta-grid)与整句的句法标记结构的义元趋势(thematic proclivity)互动，是临时将“X致使Y移动”的使动意义投射到整句话上的关键。这样分析比“构式就是义元结构”的理解更有优越之处，可以在对汉语“吃+NP”、“得”字句等现象的分析中充分体现出来，从而提高英汉对比研究的效度。熊教授的许多成果都是涉及认知语言学的，基本上可以代表国内在该学科领域的研究水平。
丰国欣教授探讨了二语习得的认知学科取向。他通过对二语习得研究史及相关的认识论的研究与探讨，重新认识了二语习得的本质——学习者的认知心理机制运用第二语言，对主客观世界进行认知和表述。同时，也找出二语习得研究的突破口——建立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学科理论体系。刘利民教授从公孙龙的语言分析的哲学取向、语义确定性反思的原则、语义反思的哲学方法等方面分析了公孙龙认知语言学思想的理性主义倾向，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一样，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语言，并且在语言中盘旋着思想。孙峰从认知语言学的两个概念“搜索域” (search domain )与“行为链”(action chains) 出发，就汉英语的顺序象似性问题作了对比分析，认为英语的空间表达遵循小大律，与认知顺序完全颠倒，语言的象似性就降低了。相比之下，汉语方位表述与认知语言学家的嵌套结构完全一致，即符合Langacker搜索域的认知顺序。因而与英语相比，其顺序象似性较高。由于英语特有表达方式即每句中只有一个定式动词的限制，语言表达不能完全符合行为链，即与认知顺序无法统一。而汉语的相应表达与认知顺序完全统一起来，故而顺序象似性高。
四、英汉语比较研究
英汉语比较研究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英汉语宏观对比研究主要是指从认知、修辞和语用等方面对英语和汉语的句子以上的（不包括句子）句群、段落和篇章等语言现象的对比分析和解释。而英汉语微观对比研究是指从小到词大到句的某些英汉语言现象进行对比研究。
英汉语宏观对比研究。姜望琪教授认为，以西方语法为标准，把马建忠在1898年出版的《马氏文通》看作第一部汉语语法是错误的。他指出，如果我们把“语法”界定为“语言组织法”，而不是西方流行的狭义的“句子组织法”，那么，中国在《马氏文通》出版前几千年就有了语法。中国有研究作文法的文章学传统。成于公元500年左右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就可以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文章学专着。他认为，“话题突出/主语突出”，“篇章取向/句子取向”这两种语言类型学并不矛盾。如果把话题界定为篇章概念，那么，话题突出的语言自然就会是篇章取向的，反之亦然。实际上，把中国语言研究传统概括为篇章语法，把西方语言研究传统概括为句子语法，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篇章语法与句子语法并不是截然对立、互不相容的。总之，中西语言研究传统互相补充，缺一不可。
许余龙教授通过对第五届国际对比语言学大会入选论文以及大会的主题发言进行量化分析，发现当今国际对比语言学研究呈现出对比语言学学科意识增强和基于语料库的对比研究明显增多、方法更新这两大新趋势。牛保义教授对我国英汉语宏观对比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他在对1977年以来我国英汉语宏观对比研究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着详细统计的基础上，总结了宏观对比研究取得的成就，并指出我国英汉语宏观对比研究存在实例对比多，理论建构少；套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多，“化入-创生”少；学科意识淡薄，研究目标不明确；定性分析多，定量研究少等五个方面的问题。他展望了对未来我国英汉语宏观对比研究发展趋势，指出宏观对比研究将成为英汉语对比研究的主旋律；汉语的主体性将在英汉语宏观对比研究中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将会成为英汉语宏观对比研究的主要方法。他还就我国英汉语宏观对比研究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包括增强学科意识，明确研究目标；提高理论概括和抽象能力；加强宏观对比研究方法的研讨；建立英汉对比语言学研究语料库等。牛教授的观点对英汉语宏观对比研究具有术语指导价值。
曾文雄博士就对比语用学研究进行了思考。针对国内对比语用学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他认为未来对比语用学研究应围绕该学科的研究目标开展对英汉两种语言的共性和差异性作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的描写与解释。他还指出，我们应加强学科建设的意识；研究应从微观走向宏观；深入微观研究；积极引进和运用外国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实现理论与方法的多元化；提高汉语主体意识；关注对比出发点的研究。另外，对比语用学的研究内容、研究范围、理论建构等方面也需进一步的完善与补充。
王建国博士探讨了英语篇章的话题系统。他认为，话题是个话语（discoursal）或篇章（textual）概念。话题链是共享话题的系列语句。他从纵向和横向对话题链类型进行了分类，描写了英语话题的横向发展和纵向发展；根据话题的语义延续性以及话题链之间的层次，从三个方面区分了话题链：（1）根据话题延续的语义结构范围，横向上分为句子话题链、超句话题链和篇章话题链；（2）根据话题的重要性，横向上分为一级话题与非一级话题所引导的话题链；（3）根据话题语义延续的多少，纵向上分为上位或下位、集体或个体话题所引导的话题链。本文是他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部分研究成果。他的观点有许多地方与其它学者不同。
英汉语微观对比研究。司显柱教授对现代英、汉语转类词研究进行了述评，认为英汉转类词研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从观察、描写、解释充分性的角度，缺乏对此类语言现象的全面观察、系统描写和充分阐述，研究东鳞西爪，成果不成体系；二是从方法论审视，缺乏文本类型学视角，导致了对该类词语在不同文本类型里分布与出现频率方面描写的缺失；三是主要局限于名词转类动词的研究，对其它词类之间的转类着力不够；四是转类词语的搜集与统计问题。他认为要对转类词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既涉及到了词汇学（构词方式）、语义学（词义特征）、语用学（词语使用情景）、修辞学（炼词）、文体学（词语的文体特征）、文本类型学（在不同类型文本中的出现频率与分布），又牵涉到诸如认知科学（词语的生成和识读机理）、翻译研究（转类词语的翻译处理）和比较语言学（不同语言之间的词语转类异同）、词典学（词类标注）等所关注的问题。
寄生空位是语言学界的热门论题之一。对寄生空位的允准条件进行充分解释一直困扰语言学家，他们也一直在寻找解释寄生空位结构的普遍原则。李丹弟博士通过英汉语中寄生空位现象在句法分布上的对比，发现汉语中的寄生空位结构的寄生空位与真正空位之间依然存在反成分统制关系这一基本属性。英汉语寄生空位结构在句法分布上体现出的一些共同特征，依然受寄生空位反成分统治这一基本属性制约，是这一基本属性的具体表现。英汉语寄生空位结构在句法分布上体现出的一些差异是由普遍原则与该语言的具体参数决定的，是共性和个性的结合。
此外，王文斌等对英汉作格动词的语义——句法界面作过比较，发现英汉作格动词的语义是“三义一体”：行为义、使役义和结果状态义。钟守满教授从语义认知角度对言语行为动词进行了同形多位和异形义位的分析和比较，考察了其语义特征，区别了言语行为动词和非言语行为动词的义位情况，对比了英汉言语行为动词义位表现的异同，认为同形多位和异形义位的对比分析在词义研究中也是非常有用的。施晓伟教授以英汉日常交际语言中的禁忌语为对比素材，从语用、跨文化交际、心理、哲学和社会发展演变的多视角分析论证英汉语言禁忌现象的特征、异同、积极与消极功能及近年变化发展,试图勾画其演进之轨迹。谭宏姣教授比较研究汉英植物命名，发现汉语与英语在命名取象上具有类比性、具象性、单一性等方面的共性，但在文化上却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唐德根和吴静芬从语用行为素的耦合这一角度出发，以面部表情语用行为素、肢体行为语用行为素、韵律结构语用行为素为例，分析了英汉跨文化交际行为中特殊会话含义的产生。
英汉语微观对比研究还涉及第三人称代词反单向性照应、汉语谐音、方言岛问题、汉英关系从句不对称中的共性、汉英语反事实推理对比、英汉复合名词命名对比等方面。
五、结语
不难看出，研究范围广，理论视野阔，学科意识强是这次研讨会的主要学术特点。与会代表的论文、发言和讨论，或探赜索引，或钩深致远，表现出与会者良好的理论素养。宏观研究高瞻远瞩，微观研究深入细致。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都能追根溯源，都具有理论深度和广度。
个案研究多，跨学科研究多是研讨会的另一特点。从论文的内容看，无论是翻译研究还是语言对比，都是个案研究占绝大多数。个案研究可以为学科的宏观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跨学科研究也拓宽了研究者们的视野。语言或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是跨学科研究意识的增强，因为任何一项理论的创新不仅有其产生的哲学基础，而且还有其它学科的最新成果可供其借鉴。任何一项课题的研究，就事论事，是难以产生理论创新的。
本次研讨会学术气氛浓厚。无论是分组讨论，还是大会发言，精采纷呈，与会代表都能针对学术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并且本着科学的态度，求真务实，决不凭经验印象论事，而是以理服人。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新形势、新对策”。“新形势、新对策”虽然是本次研讨会的中心思想，但也为将来英汉语比较研究指明了方向。英汉语比较研究的发展趋势，用潘文国会长在开幕词的话说，是进一步从哲学的高度和深度来认识和研究语言，在坚持当前各项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英汉语语篇对比和典籍翻译研究。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八次全国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11月7——10日在江西财经大学举行。包括来自港澳地区在内的二百多名学者出席会议，与会者提交论文近200篇，涉及字本位研究、语言哲学研究、翻译研究、英汉语对比等多学科领域。下面择其要者，就本次会议论文作一简要综述，以飨读者。
一、汉语字本位研究
汉语字本位研究是本次研讨会的最大亮点，不仅在大会主旨报告和大会发言中占据一半篇幅，而且还设立了专门的汉语字本位论坛。李宇明（1997）曾说，汉语有多种本位，先是马建忠的“词类本位”，黎锦熙的“句成分本位”，后来有邢福义的“小句中枢”以及朱德熙的“词组本位”，最后是徐通锵的“字本位”。随着对汉语研究的逐步深入，作为一种在西方语言学理论观照下，立足汉语，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本土语言学理论，“字本位”受到了越多的关注。持“字本位”观点的学者除徐通锵外，代表人物有：潘文国、杨自俭、吕必松、鲁川、严辰松等。吕必松教授在作题为“汉语教学为什么要从汉字入手？”的主旨报告中，从字本位入手，分析了汉语的系统特征，指出汉语的系统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汉语是组合型语言；汉语组合的基本单位是“字”；汉语组合的基本方法是“1+1=1”。“1+1=1”就是“合二为一”，简称二合。“二合”是汉语的天然生成机制。他指出，对外汉语教学（即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要从字入手。“从汉字入手”实际上包括三项内容：1.直接用汉字教学发音和说话；2.用汉字教学带动书面汉语教学；3.用书面汉语教学带动口头汉语教学。他认为以上三点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教学路子——“组合汉语教学路子”。用“从汉字入手”代表“组合汉语教学路子”，是为了强调汉字教学在汉语教学中的突出地位和基础作用。吕教授的观点为对外汉语教学开拓了一个新的路子。。
杨自俭教授是“字本位”汉语观的坚定支持者。他在“我们为什么倡导学习字本位理论”一文中从对比语言学发展史的启迪、外语学者研究语言学的目标和中国语言学百年历史的经验教训等方面阐述了对字本位认识过程背后的理性思考。他回顾了从词本位到字本位的研究过程，认为这种本位频繁更替的原因是因为西洋语言学理论进来后乱了汉语研究的阵脚，让我们的研究者在汉语中无法找到符合西洋语言学的基本结构单位。他通过赵元任、吕叔湘和王力晚年的警示，肯定了徐通锵的“字本位”理论的正确性，指出徐通锵（1997）是真正摆脱印欧语言学模式制约，从地道汉语出发为创建中国语言学理论而进行对比研究的典型代表。
严辰松教授针对以往学者关于字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在“关于‘字’的一些认识”一文中指出，“字”是汉语中最小的意义单位和基本的结构单位。但“字”与语素不尽相同。语素不具备“字”的独立性和自由度。而独立性和自由度是“字”的最大特征。“字”有“音、形、义、法”等多种维度。“字”的音和形边界是清晰的，所有的“字”在这两个维度上是匀质的，但在意义和语法的维度上并不匀质。所谓“一音、一形、一义”的说法值得商榷。单独的“字”，在没有情景和上下文的情况下，很多“字”是多义的。汉语“字”组合成“字组”的法则与句法大致相同。“字”还有常用程度、语体风格等维度。
孙文访和鲁川的论文“基本结构单位和基本结构顺序 —— 汉英对比的认知研究”指出，任何语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该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和“基本结构顺序”上。作为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字”具有较强的“基元性”，汉语的基本概念多用单音节词、复合概念多用多音节词来表达。而英语基本概念和复合概念都可以用单音节或多音节词来表达，音节数与概念之间的正相关度不明显。从预想论的角度出发分析汉英叙述句的基本结构顺序发现：汉语叙述句的基本结构顺序遵从“时序性优先”的预想原则；英语则遵从“要闻性优先”的预想原则。造成汉英基本结构单位和基本结构顺序不同的原因是两个民族对客观世界不同的认知方式。汉族人在认知世界时侧重“整体感知、意象思维、静物为本、类比推理”；英国人在认知世界时侧重“细部感知、抽象思维、动态为本、形式推理”。 汉英两个民族不同认知方式对于汉语和英语基本结构单位的制约体现在语音、文字、词汇系统方面。
由此可见，“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字本位”理论可以解决长期困扰汉语学界的许多问题。
二、翻译研究
翻译研究是历次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学术研讨会的重头戏，这次也不例外。在代表提交的186篇论文中，有116篇是研究翻译的，占论文总数的60%多。大体上，这方面的论文可细分为翻译本体研究、哲学或语言哲学观照下的翻译研究、典籍翻译、翻译与文化、翻译批评、实用文体研究、译名术语研究、翻译教学等7个子项。
翻译本体论研究。吕俊教授针对“语言学界的一些学者常常以为翻译学研究，说到底不过是对语言的研究，因此没有必要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的观点，区分了语言学中的语言研究与翻译学中的语言研究，指出语言学中的语言研究是把语言作为客体进行研究的，而翻译学对语言的研究是把它作为中介进行研究的。它们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语言学是本然性的研究，所以适用的是理论思维形式；而翻译学的语言研究是应然性的，那就适用工程思维，即一种为着主体认识和改造客体的目的应如何对语言进行筹划，故是筹划性的，而不是认知性的。这两种语言研究有着本质上、方法上、意义上的种种不同，不可混为一谈。他还分析了产生上述偏见的原因以及克服的办法。
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学理性是什么？对此，曾利沙教授做了回答。他认为成熟的学科理论体系由一系列宏-中-微观层次相互贯通的理论范畴所构成，而范畴是个具有上下层级性的范畴体系，分别对应于不同的翻译事实。从理论范畴建构上拓展翻译学系统研究，首先必须对翻译学基本理论概念及基本理论范畴的学理性进行考察与建构。为此，他提出“理论假说+理论依据+ 理论概念+理论特征+理论方法+理论性质+理论任务+理论职能+适用范围+理论目标+理论条件+理论局限”的学理性结构，并对其内容作出了描写。
翻译标准问题与翻译本质问题密切相关，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形成翻译标准观的基础。杨晓荣教授指出，在翻译标准观念和有关研究走向多元之后，仍有一些理论问题亟待解决，如翻译标准和评价的确定性理据等，而翻译规范论、翻译价值论、翻译伦理学等或可成为这一领域内的新课题。
语料库翻译学是翻译学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武光军博士在大会发言中阐述了语料库翻译学的范式理据与范式体系，指出语料库翻译学的体系可以从两个层面考虑：一是横向上的与翻译有关的语料库的建设；二是纵向上的与语料库有关的翻译研究。翻译语料库是一项任务艰巨的课题，值得探讨。
翻译本体研究还涉及翻译主体性、中西译论比较、后解构主义时代的翻译研究、美学视野下的翻译等方面。
哲学或语言哲学观照下的翻译研究。哲学对语言学和翻译研究有很大的影响。不同时期的哲学观都直接影响着语言理论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后）现代哲学所强调的人本主义，为文学界和翻译界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解构主义的代表德里达就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翻译的概念问题。哲学起源是翻译或者是意义传译的可译性这一基本命题。刘宓庆在其《翻译与语言哲学》一书中指出：“用语言哲学作为科学手段研究翻译理论，是深化翻译理论、扩大并展现现代翻译语言学深层理论的纬度和论证手段的必由之路。”
王寅教授基于体验哲学的基本原理将 Langacker 的“意义概念化”修补为“体验性概念化”，将人们对“现实”的互动体验视为一切知识的基本出发点，指出“现实－认知－语言”当融为一个整体原则，并尝试以此为理论基础论述翻译中的客观性和主观性。他指出，有了体验性，就可限定“读者中心论”、“译者自主论”；有了“概念化”（主要是识解），就可解释翻译的主观性和差异性。王教授把体验哲学应用于翻译研究中，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长期以来翻译研究领域各种翻译思想层出不穷，流派纷争甚至相互否定。究其根本原因，冯智强博士认为，是其背后不同的翻译观所致，而不同的语言观又是对翻译本质不同认识的源头。他从对语言定义的追问开始，站在语言哲学的高度，深入探讨了不同语言观对不同翻译观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对翻译研究中的文本中心论、作者中心论、翻译科学观、文化中心论与其背后的语言自足系统观、交际工具观、天赋能力观以及语言世界观的关系进行了逐一解读。欧阳燕探讨了翻译研究的语言哲学途径，认为翻译理论的语言哲学方法的主要任务就是有逻辑地、理性地阐释各种有效的翻译策略，以解决语际翻译中遇到的所指意义理解的问题。不同的意义理论往往导致不同的语言理论、真理理论以及哲学理论。事实证明，翻译理论的发展就是建立在意义理论、语言理论、真理理论、哲学理论的发展的基础上的。
典籍翻译研究。典籍翻译是文化输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研究型翻译。在本次研讨会中，有17篇论文是研究典籍翻译的。学者对典籍翻译研究的兴趣由此可见一斑。卓振英教授论述了典籍英译中决策与总体审度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在典籍英译中，为了制订正确的翻译策略，翻译出成功的译作，就必须对作者的思想、生平，作品的内容、风格、形体、类别、版本和时代背景，现有英译的各种版本，相关的翻译方法论以及决定预期翻译文本文化定位的社会文化因素等等进行一番深入细致的研究，通过文化历史观照、文本内证及外证、互文观照以及作品与文本的互证对文本进行语义诠释，通过解码、解构、解析、整合对文本进行文化解读，以便对作品的总意象（total concept）及预期翻译文本的文化定位等等做到心中有数。这就是典籍英译中的总体审度。”他以《大中华文库﹒楚辞》为例，阐明总体审度是正确理解原文及制订正确的翻译策略（如文化定位和翻译技巧的选择等等）的前提，并指出，译者在进行选择和决策的时候，必须兼顾原作内容、形式、社会文化需求等各种因素。卓教授的观点对典籍翻译的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从某种角度评价典籍英译是典籍翻译研究的一大特点。如王宏印教授以海外华人聂华苓等人翻译的毛泽东诗词为例，探讨了毛泽东诗词翻译的异域想象空间。针对毛泽东诗词英文翻译的学理基础，提出若干基本的问题，例如，诗歌翻译的文化内涵与语言形式问题，诗与词的形式区分问题，古典与现代的趣味问题，以及原文及个人风格的转换与保留问题等。此外，有的学者通过《楚辞•少司命》英译比较研究探讨了有关典籍英译的性质、任务和译者介入（或操控）等问题，指出典籍英译存在较大的译者介入空间；有的从意识形态视角探讨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英译本；有的对《金瓶梅》英译本误译进行了解析；有的指出了阿瑟•韦利《诗经》翻译中的人类学探索与失误；有的探讨了《红楼梦》中的詈语使用及其翻译；有的探讨了文化外交视界中的典籍英译，等等。学者的研究大都是个案研究。
翻译与文化研究。翻译是文化交流的桥梁。文化对翻译有制约作用。罗选民教授在“文化传播与翻译研究” 一文中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认识翻译的重要性，探讨了文化传播与翻译的关系，即相互包容和并存的关系。文化传播与翻译的共同点表现在四个方面：1）语言和符号的特征；2）鲜明的意图性；3）场依存性；4）互动性。罗教授的论文使我们对文化传播与翻译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有关韦努蒂学派归属的问题，目前存在着几种意见。谭晓丽博士对韦努蒂的解构翻译思想进行了新的探索，认为在文化研究各思想流派中，韦努蒂独钟后结构主义，以其作为构筑自己翻译理论的指导思想。但同时，他又不完全信奉那个围绕着语言、文本、主体、意义生成等概念兜圈子的原型后结构主义，而是与时俱进，紧跟着文化研究领域的批评潮流，融合了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不断发展自己的研究模式。解构主义是韦努蒂一以贯之的研究方法。因此，从方法论来看，将他归为解构主义学是毫无疑问的。
翻译与文化研究还涉及到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文化话语权与汉英外宣翻译、文化意象翻译中缺损现象的补偿、民俗文化翻译、国俗语义、后解构主义时代的翻译研究、新时期中国翻译文化的建构研究、跨文化视阈中的“文化误读”等方面。
翻译批评研究。翻译批评研究是以结果（或产品）为导向的研究，其意义在于为翻译实践提供借鉴。张旭教授指出，要评判一首译诗，可试以下两条标准：一看它传译出的意境是否新鲜美妙；二看它的语言是否恰到好处地传达出原诗的意境。他通过遴选近代英诗汉译的具体案例，探讨译入语的嬗变情况；并借鉴传统译经文学的相关范式观念，剖析过渡时期从文言体向白话体译诗转变的主要动因。黄琼英教授探讨了鲁迅小说篇章建构机制的现代转型，指出鲁迅小说的篇章建构机制就是在翻译与创作这一“双轮”的推动下实现了其现代转型。
文学作品的译文可从多视角评价。在本次研讨会中，有的学者从目的论角度评价译文；有的从文本角度探讨不同译本的差异；有的探讨版本差别与作者意图；有的探讨幽默乖讹在译文中的再现；有的探讨文本的叙述类型及其在翻译中的再现，不仅关注词汇层、句法层的评价现象的研究，更关注语篇层的研究；有的进行互文翻译研究；有的从多角度探讨诗歌的美；有的评论译者的翻译的“读者意识”与翻译原则；有的从语言特征的角度评价译文，如张德让评价潘文国《赫兹列散文精选》文言笔法，通过对《精选》所采用的文言策略进行描述性研究，并和现行的白话译文相对比，认为这一策略的成功运用大至语篇，小到炼字造句，都体现了潘文国具有丰厚的文言传统积淀、明确的文学翻译创作追求和强烈的英汉语言文化会通意识，对提倡我国传统翻译“会通”观的研究，反思文言传统的功过和“危机下的中文”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助于促进当前美文翻译实践。
实用文体翻译。实用文体翻译与文学文体翻译不同，其最大的区别在于实用翻译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信”不是实用翻译的充分、必要条件。林克难教授在“实用翻译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指出，当前中国实用文体翻译方兴未艾，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但是实用文体翻译的质量也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不容忽视。他认为，做好实用翻译关键在于认清实用翻译的性质、任务、目的以及服务对象。因此，实用翻译必须十分注意受众的接受程度，贴近译入语读者的阅读欣赏习惯。衡量一篇实用翻译成功与否，不是看内容是否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原文，更不是看文字是否优雅，而是要看功能，看实用翻译是否达到了实实在在的目的。
术语译名研究。术语译名不统一是翻译中的普遍现象。术语译名研究涉及译名、译名与命名、译法、译名原则和译名统一等问题。王洪涛博士以霍姆斯的译学构想为基点和参照，对 “社会翻译学”一说进行详细的界定和论证。他认为，“社会翻译学”是一门从社会学角度来探索翻译现象的翻译学分支学科，它以社会学的基本原理、理论框架、主要概念、研究方法等为参照，重点探索翻译与社会之间的互相作用和互相影响，即探索翻译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互动过程和互动结果。赵学德博士探讨了语法化术语译名的标准化问题，指出在术语缺乏统一标准背景下，国内学者大量引进和利用国外语法化术语和理论的同时，语法化相关译名出现了一定的分歧、甚至很大的差距。不同的学者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随意翻译国外语法化术语和理论，结果造成汉译术语使用十分混乱。他建议应确立语法化术语标准译名表（库），以期望促进语法化相关译名标准化的顺利和成功进行。韩子满博士探讨了二手专有名词的翻译，认为最现实的办法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采用省译法，即不翻译这些名词，将其英语形式保留在汉语译文中。
翻译教学研究。穆雷和仲伟合在“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一文中指出传统的外语教学无法满足社会对专业翻译人员的需要，翻译人才的培养同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现象日益严重，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系统化、专业化、科学化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成为讨论的焦点。他们从外语专业人才≠翻译专业人才、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特色、完整翻译教学体系的建设等方面探讨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建构。
三、语言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研究
语言哲学研究。语言哲学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特指语言学哲学，是对意义，同义词，句法，翻译等语言学共相进行哲学思考，并且对语言学理论的逻辑地位和验证方式进行研究的学科；其二：语言哲学，包括基于自然语言或人工语言的结构和功能的任何一种概念的研究；最后，语言的哲学，是对关于语言本质，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等内容的哲学性质的论着。江怡教授在主旨报告中首先就当代语言哲学研究最新进展作了介绍，指出近20年来英美哲学中的最大变化，就是语言哲学研究。心灵哲学取代了语言哲学，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但语言哲学本身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更为专门的方式对语言的意义、语境以及语言与心灵的关系等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语言学家可以充分地利用西方语言哲学，这是钱冠连教授的观点。他在“西语哲：如何被语言研究利用”一文中指出，从西语哲中析出了也将继续析出语言学学科；在解决哲学经典难题过程中发现了更为深刻的新的语言性质；西语哲因为强调新逻辑工具也给语言研究顺便带来了深刻的洞见；从语言涉入哲学使哲学与语言学双方深刻起来；西语哲为英汉语对比研究开辟一个新的哲学对比视角；语言学家顺手可得各种附加营养即工具性理论。西语哲的利用使语言研究空前地深刻起来。钱教授的论述表现了他深厚的学术素养。
认知语言学研究。认知语言学虽然是新兴的学科，但国内学者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熊学亮教授对构式的认知多义性进行了研究，他首先把“构式”定义成“句法结构和基本认知经验的配对”，认为值得分析的构式现象，一般都多少具有“乖戾性”的特点。他在“论构式的认知多义性”一文中对由结构驱动的构式现象进行了代表性的多层次认知语义剖析，认为句中动词的语义基因即义元格式(theta-grid)与整句的句法标记结构的义元趋势(thematic proclivity)互动，是临时将“X致使Y移动”的使动意义投射到整句话上的关键。这样分析比“构式就是义元结构”的理解更有优越之处，可以在对汉语“吃+NP”、“得”字句等现象的分析中充分体现出来，从而提高英汉对比研究的效度。熊教授的许多成果都是涉及认知语言学的，基本上可以代表国内在该学科领域的研究水平。
丰国欣教授探讨了二语习得的认知学科取向。他通过对二语习得研究史及相关的认识论的研究与探讨，重新认识了二语习得的本质——学习者的认知心理机制运用第二语言，对主客观世界进行认知和表述。同时，也找出二语习得研究的突破口——建立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学科理论体系。刘利民教授从公孙龙的语言分析的哲学取向、语义确定性反思的原则、语义反思的哲学方法等方面分析了公孙龙认知语言学思想的理性主义倾向，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一样，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语言，并且在语言中盘旋着思想。孙峰从认知语言学的两个概念“搜索域” (search domain )与“行为链”(action chains) 出发，就汉英语的顺序象似性问题作了对比分析，认为英语的空间表达遵循小大律，与认知顺序完全颠倒，语言的象似性就降低了。相比之下，汉语方位表述与认知语言学家的嵌套结构完全一致，即符合Langacker搜索域的认知顺序。因而与英语相比，其顺序象似性较高。由于英语特有表达方式即每句中只有一个定式动词的限制，语言表达不能完全符合行为链，即与认知顺序无法统一。而汉语的相应表达与认知顺序完全统一起来，故而顺序象似性高。
四、英汉语比较研究
英汉语比较研究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英汉语宏观对比研究主要是指从认知、修辞和语用等方面对英语和汉语的句子以上的（不包括句子）句群、段落和篇章等语言现象的对比分析和解释。而英汉语微观对比研究是指从小到词大到句的某些英汉语言现象进行对比研究。
英汉语宏观对比研究。姜望琪教授认为，以西方语法为标准，把马建忠在1898年出版的《马氏文通》看作第一部汉语语法是错误的。他指出，如果我们把“语法”界定为“语言组织法”，而不是西方流行的狭义的“句子组织法”，那么，中国在《马氏文通》出版前几千年就有了语法。中国有研究作文法的文章学传统。成于公元500年左右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就可以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文章学专着。他认为，“话题突出/主语突出”，“篇章取向/句子取向”这两种语言类型学并不矛盾。如果把话题界定为篇章概念，那么，话题突出的语言自然就会是篇章取向的，反之亦然。实际上，把中国语言研究传统概括为篇章语法，把西方语言研究传统概括为句子语法，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篇章语法与句子语法并不是截然对立、互不相容的。总之，中西语言研究传统互相补充，缺一不可。
许余龙教授通过对第五届国际对比语言学大会入选论文以及大会的主题发言进行量化分析，发现当今国际对比语言学研究呈现出对比语言学学科意识增强和基于语料库的对比研究明显增多、方法更新这两大新趋势。牛保义教授对我国英汉语宏观对比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他在对1977年以来我国英汉语宏观对比研究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着详细统计的基础上，总结了宏观对比研究取得的成就，并指出我国英汉语宏观对比研究存在实例对比多，理论建构少；套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多，“化入-创生”少；学科意识淡薄，研究目标不明确；定性分析多，定量研究少等五个方面的问题。他展望了对未来我国英汉语宏观对比研究发展趋势，指出宏观对比研究将成为英汉语对比研究的主旋律；汉语的主体性将在英汉语宏观对比研究中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将会成为英汉语宏观对比研究的主要方法。他还就我国英汉语宏观对比研究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包括增强学科意识，明确研究目标；提高理论概括和抽象能力；加强宏观对比研究方法的研讨；建立英汉对比语言学研究语料库等。牛教授的观点对英汉语宏观对比研究具有术语指导价值。
曾文雄博士就对比语用学研究进行了思考。针对国内对比语用学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他认为未来对比语用学研究应围绕该学科的研究目标开展对英汉两种语言的共性和差异性作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的描写与解释。他还指出，我们应加强学科建设的意识；研究应从微观走向宏观；深入微观研究；积极引进和运用外国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实现理论与方法的多元化；提高汉语主体意识；关注对比出发点的研究。另外，对比语用学的研究内容、研究范围、理论建构等方面也需进一步的完善与补充。
王建国博士探讨了英语篇章的话题系统。他认为，话题是个话语（discoursal）或篇章（textual）概念。话题链是共享话题的系列语句。他从纵向和横向对话题链类型进行了分类，描写了英语话题的横向发展和纵向发展；根据话题的语义延续性以及话题链之间的层次，从三个方面区分了话题链：（1）根据话题延续的语义结构范围，横向上分为句子话题链、超句话题链和篇章话题链；（2）根据话题的重要性，横向上分为一级话题与非一级话题所引导的话题链；（3）根据话题语义延续的多少，纵向上分为上位或下位、集体或个体话题所引导的话题链。本文是他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部分研究成果。他的观点有许多地方与其它学者不同。
英汉语微观对比研究。司显柱教授对现代英、汉语转类词研究进行了述评，认为英汉转类词研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从观察、描写、解释充分性的角度，缺乏对此类语言现象的全面观察、系统描写和充分阐述，研究东鳞西爪，成果不成体系；二是从方法论审视，缺乏文本类型学视角，导致了对该类词语在不同文本类型里分布与出现频率方面描写的缺失；三是主要局限于名词转类动词的研究，对其它词类之间的转类着力不够；四是转类词语的搜集与统计问题。他认为要对转类词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既涉及到了词汇学（构词方式）、语义学（词义特征）、语用学（词语使用情景）、修辞学（炼词）、文体学（词语的文体特征）、文本类型学（在不同类型文本中的出现频率与分布），又牵涉到诸如认知科学（词语的生成和识读机理）、翻译研究（转类词语的翻译处理）和比较语言学（不同语言之间的词语转类异同）、词典学（词类标注）等所关注的问题。
寄生空位是语言学界的热门论题之一。对寄生空位的允准条件进行充分解释一直困扰语言学家，他们也一直在寻找解释寄生空位结构的普遍原则。李丹弟博士通过英汉语中寄生空位现象在句法分布上的对比，发现汉语中的寄生空位结构的寄生空位与真正空位之间依然存在反成分统制关系这一基本属性。英汉语寄生空位结构在句法分布上体现出的一些共同特征，依然受寄生空位反成分统治这一基本属性制约，是这一基本属性的具体表现。英汉语寄生空位结构在句法分布上体现出的一些差异是由普遍原则与该语言的具体参数决定的，是共性和个性的结合。
此外，王文斌等对英汉作格动词的语义——句法界面作过比较，发现英汉作格动词的语义是“三义一体”：行为义、使役义和结果状态义。钟守满教授从语义认知角度对言语行为动词进行了同形多位和异形义位的分析和比较，考察了其语义特征，区别了言语行为动词和非言语行为动词的义位情况，对比了英汉言语行为动词义位表现的异同，认为同形多位和异形义位的对比分析在词义研究中也是非常有用的。施晓伟教授以英汉日常交际语言中的禁忌语为对比素材，从语用、跨文化交际、心理、哲学和社会发展演变的多视角分析论证英汉语言禁忌现象的特征、异同、积极与消极功能及近年变化发展,试图勾画其演进之轨迹。谭宏姣教授比较研究汉英植物命名，发现汉语与英语在命名取象上具有类比性、具象性、单一性等方面的共性，但在文化上却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唐德根和吴静芬从语用行为素的耦合这一角度出发，以面部表情语用行为素、肢体行为语用行为素、韵律结构语用行为素为例，分析了英汉跨文化交际行为中特殊会话含义的产生。
英汉语微观对比研究还涉及第三人称代词反单向性照应、汉语谐音、方言岛问题、汉英关系从句不对称中的共性、汉英语反事实推理对比、英汉复合名词命名对比等方面。
五、结语
不难看出，研究范围广，理论视野阔，学科意识强是这次研讨会的主要学术特点。与会代表的论文、发言和讨论，或探赜索引，或钩深致远，表现出与会者良好的理论素养。宏观研究高瞻远瞩，微观研究深入细致。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都能追根溯源，都具有理论深度和广度。
个案研究多，跨学科研究多是研讨会的另一特点。从论文的内容看，无论是翻译研究还是语言对比，都是个案研究占绝大多数。个案研究可以为学科的宏观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跨学科研究也拓宽了研究者们的视野。语言或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是跨学科研究意识的增强，因为任何一项理论的创新不仅有其产生的哲学基础，而且还有其它学科的最新成果可供其借鉴。任何一项课题的研究，就事论事，是难以产生理论创新的。
本次研讨会学术气氛浓厚。无论是分组讨论，还是大会发言，精采纷呈，与会代表都能针对学术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并且本着科学的态度，求真务实，决不凭经验印象论事，而是以理服人。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新形势、新对策”。“新形势、新对策”虽然是本次研讨会的中心思想，但也为将来英汉语比较研究指明了方向。英汉语比较研究的发展趋势，用潘文国会长在开幕词的话说，是进一步从哲学的高度和深度来认识和研究语言，在坚持当前各项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英汉语语篇对比和典籍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