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八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潘文国

(2008年11月8日 南昌)

尊敬的王乔校长、尊敬的吕必松教授和江怡教授、尊敬的杨自俭名誉会长、各位专家、各位同仁、各位朋友：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八次全国学术研讨会，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在江西财经大学及财大外国语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在雨过天青、秋高气爽的今天，在著名的英雄城——南昌顺利召开了！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学会常务理事会，向江西财经大学及王乔校长、向财大外国语学院及司显柱院长，向积极筹备这次会议的财大外国语学院全体领导班子成员和广大师生，向长期以来积极支持学会发展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各家出版社、杂志社的负责人，表示诚挚的感谢！并热烈欢迎应邀为这次大会作专题演讲、远道而来的著名学者吕必松教授和江怡教授！同时也热烈欢迎光临这次会议的在座各位专家和学者！
   
　　这次会议从去年年初开始筹办。常务理事会在广泛征求议题的基础上，于七月发出了征文通知，承蒙全国包括《外语与外语教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教学》、《修辞学习》、《外语学刊》、《上海翻译》，《北大中文论坛》、《百家网》、《国际会展网》，南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以上为不完全统计）等在内的几十家杂志、高校和学术网站的的支持和转载，学会内外反映热烈，至今年五月份在宜昌三峡大学召开审稿会时止，共收到应征论文185篇。审稿会后陆续又有一些论文投寄到会议筹委会，总数已经超过了200篇。限于协办单位的接待能力，我们没有能够让所有投寄论文的朋友都能来南昌参加会议。但是会议仍然不得不一再扩大规模，今天实际到会人数已突破了230人！在这里，我也要代表常务理事会和会议筹委会既向大家的积极来稿表示感谢，又要对未能来参加会议的朋友表示一定的歉意，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支持学会工作的开展。
   
　　在征文通告中，我们为本次研讨会设定了三个方向的议题，其中英汉对比与语言哲学方向有6个子议题，英汉翻译与语篇对比方向有7个子议题，中西文化对比与典籍翻译方向也有6个子议题。同时我们为会议设定的总主题是：“新形势、新对策”。从会议收到的200多篇论文看，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三个方向的议题做的，审稿会上确定的大会报告和分组报告也都按这三个方向来安排。这里我想主要就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新形势、新对策”，谈谈我个人的一些认识，然后就三个方向的议题，简单谈谈看法。
   
　　很多朋友已经注意到，学会的每一次研讨会，在具体议题的基础上，都有一个总主题。例如2002年上海会议的主题是“新世纪、新趋势”、2004年重庆会议的主题是“继承-借鉴-创新”等。如果说具体议题的设立是给大家撰写论文在内容上提出建议，则总主题的设立更是一种战略上的考虑，希望成为某一阶段从事具体研究的指导思想。例如2002年的主题是站在世纪之交对未来的展望，2004年的主题是着重解决中外古今的结合问题等。“新形势、新对策”，是希望对我们今天和今后一段时期的研究提供一些宏观上的参考意见。
   
　　 “新形势”也许是一句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也可以常谈常新，在今天可能更有特别的意义。“新形势”包括学科发展面临的新理论、新动向、新趋势、新潮流，也包括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新局面，甚至更主要等的是指国际国内的的新局面。我们搞学术的，往往认为或者希望学术研究是纯粹的、科学的、客观的，不要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局势变化的干扰。其实不然。政治、经济局势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也许不是直接的，但往往是潜在的、长远的、深刻的，甚至有着不可预见的制约作用。今天的国际国内局势，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它对世界特别是中国的学术研究会产生什么影响，现在还难以预料。也许再过若干年，回过头来看今天，我们会有更深的感觉，会庆幸自己赶上了这个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时刻。当前形势在国内的突出表现可说是反思与前瞻。改革开放到今年正好是三十年，“三十而立”，是人生走向成熟的标志。改革开放也是如此，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但三十年来产生的问题也不少。形势大好，问题成堆。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是到了一个需要认真思索的阶段。党的十七大号召全党全国认真总结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就是在为迈开新的步子作准备。这一号召对于我们学会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也许是巧合，我们学会成员所主要从事研究的三大学术领域，英汉语言对比研究、中西文化对比研究、翻译研究，几乎都是这三十年的产物，或者说是在这三十年里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语言对比研究始于1977年吕叔湘先生的著名讲话，这是大家最熟悉的；文化对比研究深受八十年代全国“文化热”的影响；而翻译研究是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中国激起的波澜！对三十年来这些领域研究的成败得失进行充分的总结，将直接影响我们今后的步伐和方向。学会在前年烟台会议以后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合作，选编一套《英汉对比与翻译研究》系列文集，主要就是为了对三十年来这三大领域的发展作一个阶段性的回顾与总结。在杨自俭、王菊泉两位总主编、在各分册主编的努力及出版社的配合下，文集的编纂、出版进展顺利，八个分册陆续进入了出版程序。其中两本这次会上已经发到了大家手里。当然，这套文集的出版只能说是对三十年来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还不能说是全面深刻的总结。真正的总结还有待于我们的共同努力。
  
　　“新形势”在国际上的表现是，世界可能正在出现二战以来的最大变局，国际秩序、特别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可能正在出现重大变化。中国由于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科技进步，已经引起举世瞩目；今年以来北京奥运的巨大成功、“神七”发射和太空行走的实现，更使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中国制造”商品的无处不在，也使中国迅速融入世界，成为国际社会中难以自外的一个成员。另一方面，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正在冲击着世界经济秩序，不仅挑战着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甚至在冲击着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资本主义出现了信心危机。温家宝总理在会见美国财长保尔森时说，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加重要。这话由一个中国领导人对美国领导人说出，透露出的信息非常微妙。国外还有报道说，美国人已经开始认真研究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头脑清醒的人们都知道，中美在经济发展、总体实力之间的差距实际上还不可以道里计，赶上美国，在我们这代人看来还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但是，中美在国家自信心方面出现的“主客易位”，对人们的心理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一变化肯定会反映到政治和文化上来。
   
　　“新形势”在学术方面的表现，我认为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是人文精神的回归。一百多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科学主义甚嚣尘上，自然科学的方法被认为是唯一正确、唯一合理的方法，影响所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无不以能采用自然科学方法为指归。在语言学上，机械论的结构主义、工具主义盛极一时。只是到了二十世纪末以来，片面发展自然科学、技术至上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才逐渐呈现。全世界都为“现代化”付出了生态、环境、人文和社会伦理方面的重大代价，中国作为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教训也非常深刻。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使我们重新注意到了人的问题。以人为本成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当前各个学科的发展都出现了人文精神的回归。在语言学上，片面强调自然科学特性的结构主义理论被多数语言学家抛弃，形式主义的语义理论也被越来越多的语言哲学家所拒绝。后半世纪出现语言理论和语言哲学理论的新趋势，有人叫语用学转向，有人叫修辞学转向，还有人叫认知转向，实质上都是人的因素的回归。洪堡特语言世界观学说和沃尔夫语言相对论假说的复苏更是人文精神的重新得到弘扬。这些肯定会对新世纪的语言研究产生影响。在翻译学上，以文化转向为标志的当代翻译理论的兴起，其实质也是人文精神的回归，它冲破了自然主义、客观主义基础上的各种等值学说，使翻译研究出现了一个全新的面貌。
   
　　“新形势”在学术方面的第二个表现是中国意识的觉醒。这可以说是本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的最大亮点。其基础，一是经济发展带来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二是世纪之交对一个世纪以来学术发展的深刻反思。历史学界、文学界、哲学界乃至整个文化学界的学者们，在认真的反思中发现，一个多世纪来，我们这些学科的整个理论架构、术语体系、话语方式、兴趣焦点、乃至教育体制，几乎全部是西方的，中国传统的学问在西化的冲击下几乎荡然无存。面临着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的复兴，我们几乎拿不出真正属于中国自身的学术体系和价值体系，有人把这叫做是“一个多世纪来，中国知识人所感受的最大的创痛”，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焦虑感和急迫感。回归传统、发现自我，已成了当今人文学者的自觉追求。相对这些学科而言，这一个世纪来语言学的西化是最彻底的，而语言学者的觉醒也是相对最迟缓的。目前整个人文学术界的这个发展新势头必然会冲击到今后的语言研究，“中国因素”将会在学术研究中更自觉地得到体现。
   
　　 “新形势”的第三个表现是对实践问题的关注。我们可以以翻译学为例来看这一个问题。三十年来，以文化转向为标志的翻译研究带来的最大变化是翻译理论的勃兴。这些年来西方翻译理论不断引进，本土的翻译理论也在翻新，特别是，一批翻译方向博士点的建立，使翻译理论的研究成了近十年来翻译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发现，文化学派有个明显的弱点，就是无法解决翻译的具体问题。这些学说感兴趣的都是一些理论问题、原则问题、背景问题、宏观问题，听起来头头是道，对于翻译批评、翻译史的重新认识也确实带来了许多新鲜空气。但其不足是无法给翻译实践者以具体指导。对于具有翻译实践经验的人们来说，这些理论可使他们的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从而进一步提高自觉性；而对缺少翻译经验、甚至根本没有什么实践的研究者来说，这些理论就有流于空疏的危险。新世纪以来，国内翻译专业或翻译方向的学位点增多，学术期刊的翻译栏目也在增加，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成批量地增加，空谈理论的苗头已经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忧虑。因而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些重新强调实践的呼声；而国际上翻译研究中新的语言学派，主要是语篇翻译派和语用学翻译派的得势，也说明了国际范围内人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在理论和实际结合方面积极作出新的努力。这一新趋势也会反映到我们的研究中来。
   
　　面临这些“新形势”，我们应该怎么办？这就是我们要认真考虑的“新对策”，即因应这个新形势，来考虑我们学科的发展及学术研究的深入。我个人认为，应该大力加强以下几个意识：
   
　　1、时代意识。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在真空中发生，所谓的“纯学术”研究根本就不存在。在历史上有许多人主张、或者自己以为是在进行“纯学术”的研究，但回过头去一看，他们的研究无不受到时代因素的制约。从研究课题的提出到解决的方案无一不是时代的产物，所有的理论最终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我们还真没有看到过超越时代的学术研究，包括最抽象的哲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只是研究者自觉和不自觉而已。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要自觉因应时代的要求，立足历史发展的制高点，看看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够做什么，我所从事的学科应该做什么、它又能够做什么。这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最优良的传统。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是要每个人拿起枪去打仗，而是每个人从自身的条件出发，自觉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为什么？因为一个肩负历史使命感的人，他的心情永远是沉重的。而一个没有历史使命感的人，就不会对自己提出任何高要求。当今社会出现了学术腐败、学风失衡等令人痛心的现象，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文精神的失落，如果每个从事研究的人，都有一种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吗？
   
　　2、危机意识。历史感和使命感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危机意识。有没有危机意识，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学科、乃至一个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光短浅的人是不可能有危机意识的。满足现状、小富即安，或者夸大成绩、自我陶醉，就是其种种表现。危机意识不仅体现在形势严峻的时刻，更体现在形势大好、发展顺利的时刻，甚至可以说，在形势大好的时候，尤其需要危机意识，要见微知着，发现大好形势背后隐藏着的问题苗头，才能明确自己的任务。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从各方面看，都是对中国最有利的时刻，有的人就开始飘飘然起来了。但实际上，在大好形势下面，中国自身面临的发展问题可说成堆，如果处理不好，随时都可能爆发出来。毒奶粉事件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只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例子。在学术研究上也是同样。如果我们只看到一百年来、或者三十年来，语言研究取得的所谓“成绩”，或者满足于今天引进一个新理论、明天介绍一个新学说，自以为这就是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深入，数量上似乎在不断积累，但质量上不知向何处去，这是十分危险的。老实说，在目前从上到下“强调”科研、强调论文发表数量和课题经费数字的情况下，我们更担心的是学术的虚假繁荣，在一大堆数字下掩盖的是空虚苍白的内容。这是新形势下学术研究面临的最大危机！
   
　　3、问题意识。学术研究要真正有所深入，关键在于要在时代、历史、现实、和学术自身发展的宏观背景下，真正发现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爱因斯坦说，在科学研究上，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后者需要更大的想象力和洞察力。一位研究者、一位学者要从事研究，却没有发现问题的能力，没有敏锐的问题意识，这是不可想象的。在学术研究中，没有比发现不了问题更可怕的了。我们的博士生、硕士生，我们的研究生导师的数量正在成倍、成十倍地增长，这方面能力的培养，应该引起我们十二分的重视！问题有真问题，有伪问题，这也是需要我们明辨的。真问题来自实践，来自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而伪问题来自想当然的想象甚至胡思乱想。在对比和翻译研究中最容易出现的伪问题是跟着西方走，一见到西方出现了一个新理论、新观点，马上就想，哎，这个理论能不能拿来解释汉语啊？一个研究“题目”就这样产生了。我们不能说，这样发现的“问题”毫无意义，但一百年来中国在语言学和其它学术研究方面“跟着转”的总根子，也就在这里。
   
　　4、主体意识。要彻底地摆脱“跟着转”的被动局面，真正让中国学者在世界学术研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必须强调主体意识，强调中国意识。前面说过，近些年来学术界进行世纪反思得出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一百年来我们所建立的整个现代学术体系、它的架构，是建立在西方学术基础上的。中国的传统学术被用西方学术的“筛子”筛了一遍，适合者存，不适者去，可以类比者则进行西方式的改造。以语言研究为例，传统的汉语研究以字为中心，分成三大部门：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二十世纪引进了西方的语言学，西方语言学以词为中心，也分成三大部门：语法学、语音学、词汇学。把传统语言研究用西方语言学“筛”了一遍的结果是：文字学因在西方语言学中没有地位被踢出了语言研究的殿堂；音韵学被改造成汉语历史语音学；训诂学则被拆得七零八落，分别分配到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风格学等里面（七、八十年代以后还要加上语义学、语用学等），而在传统研究中毫无地位的语法学俨然成了汉语研究的绝对中心。为什么？因为在西方语言学中就是如此的啊。这一梳理的结果，其好处是实现了中外语言学的对话，使汉语研究纳入了世界语言研究的潮流；其不足是造成了中国主体性的失落，更成为一百多年来学术研究上崇洋媚外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总根源。这一状况在各个学科都存在，在语言学研究中可能更加严重，因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也更加繁重。作为站在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第一线的我们学会，我们自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经杨自俭名誉会长建议，我们在本次研讨会上加进了一个内容，就是关于汉语字本位理论的讨论。除了特邀吕必松先生作专题发言之外，在大会报告中也安排了这个内容，此外还有一场专题的座谈。我们不能说字本位是一个已经完善的或者说唯一正确的理论，但它却是一百年以来第一个充分体现汉语主体意识的比较完整的中国语言学理论。我们期望更多的人能关注这一理论的发展。
   
　　最后，从对总主题的认识出发，我想简单谈谈我对三个方向今后研究重点的看法。我们学会现在成立了六个学科组，当然各有侧重。为了便于征稿，我们把它分成了三组。第一组是英汉对比与语言哲学方面。为什么把语言对比与语言哲学放在一起？这体现了我们的一个新认识，即语言对比研究归根到底要认识所对比语言的根本特点，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人类的语言。而这同语言哲学的研究目标从某种角度讲是一致的。我们更希望从哲学的高度和深度来认识人类语言作为一个总体（单数语言），以及各个具体语言如汉语和英语（复数语言）的特点问题。这是我们从事对比研究的最终目标。
   
　　我们把英汉翻译与语篇对比放在一起，也体现了我们对翻译研究的一些新认识，包括：第一，翻译研究不能走从理论到理论的抽象研究道路，也不能走囿于一字一句得失的纯技巧道路。语篇翻译研究也许是从连接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最好切入点；第二，对比研究是翻译研究的一个基础，翻译是对比研究为实践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比研究同样不能走空对空的道路；第三，从语篇出发，才能更加好地理解中译英与英译中的不同，两者需要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而这将是今后中国翻译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把中西文化对比与典籍翻译放在一起，实际上是为了更加强调典籍翻译的文化意义。中西文化对比研究的最终目标同样不能以求异为满足，而是要在差异中承认和发展文化的多样性，同时要积极寻找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可能性和途径。翻译就是达到各种文化彼此理解的重要途径，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典籍翻译乃至汉语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意义，这也是我们从事典籍翻译研究的深层背景。
   
　　各位同仁、各位朋友：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动荡而充满希望的时代，一个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代，一个中华民族重新崛起、走向世界的时代，一个中国有希望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时代，让我们以加倍的努力，为这个伟大时代增添一分光彩！谢谢大家！